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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话，宋代的中国实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初期近代”或是“低近代”。10世纪以后的世界史就是中国“初期近代”的文化产物向东西方扩散的过程。因此，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将“宋代以后的中国式近代”叫做“普遍史的近代”。从这个立场上看，19世纪远东三国的近代化课题经常会被误解成是从“前近代跳跃到近代”的，但事实上是从“低近代跳跃到高度近代”的。远东国家当时已经达到了“低近代”，所以日本在100年内就超越了英国、法国、德国。大韩帝国开放港口30多年就超越了南欧的葡萄牙、希腊，之后用80年超越了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南美帝国，发展成与11个极西国家对等的国家。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后不到30-40年，经过跳跃的过程，1920年又重新成为了世界四大贸易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年后的2010年，制造业生产上就已经超越了美国。

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最东方和最西方两个地区成功的达到了“高度近代”，相反不了解儒教的国家全部都处在“前近代”或者“非近代”。我们关注世界分裂成最东方和最西方地区的“高度近代”和非儒教地区的“前近代·非近代”的话，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近代化”的DNA就是孔子哲学。是的！当今世界可以分为两部分，是作为儒家根源地的远东国家和从远东国家积极接受儒教的11个极西国家的“高度近代世界”和非儒教国家的“前近代·非近代世界”。马克斯·韦伯主张只有具备新教伦理的国家才能实现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文明。但事实与此截然相反，只有远东的儒教国家和极西的被儒教化的西方国家迈进了“高度近代”。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瞩目的一点。南欧、东欧的天主教和正教国家，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中南美的天主教帝国等这些国家，不管是信仰新教或者天主教，他们都是民主政治文化都非常脆弱的、国家体制动摇的前近代·非近代的贫困国家，或者是富有的产油国也是前近代的身份制度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反清教徒的无神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读了孔子典籍的翻译本之后，在自己创办的报纸宾夕法尼亚公报上摘录并连载了其内容。通过儒教的修行自称为“儒者”且引以自豪。将孔子的“政者正也”命题英译成“正直是最好的政治”，这成了美国的金言。托马斯·杰斐逊像富兰克林一样作为反清教的无神论者蔑视基督教，积极接受儒教的平等、自由和宽容。由杰斐逊起草，富兰克林修改的《美国独立宣言》是憧憬孔子和中国社会中无贵贱之分的身份制度，因此在“自由”理念之前，阐明了“人都是被平等的创造的”的命题。这跟创造出不平等的“亚当和夏娃”的圣书上的不平等创造论相抗衡。杰斐逊将孔子的“政者正也”英译为“政治的所有技术就是正直技术”，并作为自己的政治座右铭。杰斐逊上任第3届总统时，在就职演说中悄悄将“儒教”改称为“a benign religion”，并以此作为了美国的道德标准。

奠定了一个新生国家美国的初期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学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也是崇拜孔子的反新教的儒者。因此，今天的美国学者们称爱默生为“美国的孔子”。梭罗吸收了孔子哲学将其改编为“美国固有哲学”。梭罗最有名的书《市民不服从论》是彻头彻尾的儒教书籍。此书从孔子的“无为而治”翻译成的“完全不治理的政府是最好的”开始，书的正文里谈论了孔子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书的最后说到“中国哲学家”是“将个人视为帝国之根本的有智慧的人”。该书的核心论旨是正文引用的，与孔子命题前后连接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梭罗将“无道隐退”解释为“市民不服从”的概念。梭罗的“理想国家是就像儒教隐居者一样”即使少数人超然地远离国家生活也不处罚的国家。美国是这样依据儒教政治思想建立的，但并未就此结束。美国的国父们用中国的平等模式克服了险些沦为“贵族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国”危机。5500多名参加独立战争的将军们从1783年开始发动了政变，要求把他们也变成像欧洲贵族一样的世袭贵族，从而使国家面临了危机。当时，富兰克林，杰斐逊，华盛顿愤然而起，反对世袭贵族。以立身扬名归功于父母名誉的中国平等社会模式为例，镇压了这些军官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