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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拍摄的在上海徐汇艺术馆展出的巴金与冰心的手札。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那一年，你19岁。翩翩的少年郎，面如冠玉，才华横溢，偏偏一双眼睛里盛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忧郁。

　　你从成都锦江码头乘舟离川，先取道重庆，又自夔门出发，江水浩渺间，游子离乡，惊涛拍岸声中，你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那时的我，黄发垂髫，童稚简单，每日怡然自乐，不知你，更不懂你心中的悲凉。

　　那一年，你32岁，早已蜚声文坛。我18岁，还是一个青涩的中学生。因为读了你的小说《家》，因为“鸣凤”“觉慧”等生动鲜活的人物，心生仰慕，开始给你写信。那时候很多人给你写信，而我写得最勤，你唤我为“小文友”，你是我心中的神。

　　“既然笔谈如此愉快，为何不面谈呢？”一来一往的鸿雁传书已过半年，我在信中“斗胆”发了邀约，还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谁能知道信发出后我内心的忐忑？可是，你这么一个内向、不善言辞的大作家竟然就答应了！真没想到。

　　1936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南京东路719号的一家小店里，我们第一次相见。你亲切随和，一脸真诚，居然一点都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我跟你倒苦水，“控诉”自己的父亲因循守旧，告诉你我要离开家，去远方寻找理想，你耐心地开导我，为我分析利弊，字字恳切，声声入我心，我一点点就爱上了你。

　　你性格克制，我热情如火。我们两个一个像是冬天，一个像是夏天，如此的不同，却因为差异而互相吸引，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然而，中学毕业，我去昆明读大学，你为了出版事业四处奔波。爱情肆意时，我们偏偏两地相隔。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思念在纷飞的战火中飘荡，我们注定聚少离多，沮丧时，全靠你的信支撑着我。我记得，暑假时，你来看过我两次，短暂相聚时，头顶常传来飞机轰炸声，在废墟和鲜血的残酷环境里，我们越发珍惜彼此执手相伴的时刻。

　　那一年，你40岁，我27岁。相恋8年的我们，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当时想，你一定是爱极了我。对！就像我爱极了你一样，不然曾坚持不婚主义的你，怎会让我披上嫁衣？我们都是时髦青年，给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后，就到了贵阳的花溪。这的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很美很美。

　　那天傍晚，我们踏着落霞而归，在镇子上的一家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就餐、碰杯。吃完晚饭，手拉手散着步，回到住所。在“花溪小憩”里，伴着一盏清油灯，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就这样平静地结婚了。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可我依然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新娘。在耳鬓厮磨的喁喁私语中，我感到了宁静的幸福。那一夜，四周没有一声人语，我记得，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

　　你还在这里，完成了熟思已久的中篇小说《憩园》。

　　花溪之于我们，是刻骨铭心的。

　　结婚第二年，抗战胜利，我们怀揣激动的心情，欢呼雀跃地回到了上海，在霞飞坊59号3楼定居下来，结束了漂泊和分隔。没过多久，我们的女儿小林出生了，可爱的女儿让人越发体会到家的温暖，你再也不喜欢四处奔波，一门心思留在上海，守着我和孩子，你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相聚呀。

　　婚姻28年，我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扶持，心心相印，不曾拌过一句嘴。因为有你，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

　　在艰难的岁月里，你被打压，我知道你跟我隐瞒了无数次遭遇的非人待遇，你有时会跟我说，“日子难过啊！”日子是难过，可是我总充满希望，总在想，黑夜或许很长，但终将过去，就像路再长也会有终点，雨再大也会有停止的时候，乌云再厚也不能永远遮住微笑的太阳，不是吗？我不断给你打气，“日子难过啊，要坚持下去啊！”

　　顽强的你，坚持住了，而我却病倒了，直肠癌，人生就是这样无常。

　　你在五七干校劳改，每天请半天假去看我，陪我说话。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可这辈子，我爱你还没有爱够，你的书我还没有读够，给你的信还没有写完，就这样阴阳相隔，我不甘心呀！

　　动手术那天，我哭着跟你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你哑着嗓子劝慰我道，“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