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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像是我的引路人。1933年，我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写了一个剧本《雷雨》，四处投稿，不被认可，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试想一下，一个年轻作者经过辛勤劳作，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现、推荐、评价，那种感觉就像是把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最伤害作者的自尊心。

　　后来，你从上海来北平看望沈从文，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你看到了这个放在抽屉里近一年无人问津的稿子，你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鉴赏力，发现了《雷雨》的价值，一口气读完了，成为第一个被《雷雨》感动的读者，你还为之落泪。第二天，你就将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刊登完。

　　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你把我介绍到文艺界，以后我的每部稿子，都由你审看、发表。我是何其有幸。

　　我的第二部作品《日出》面世后，文坛上众说纷纭，也有不少批评，你却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肯定。你断言《日出》是一部杰作，认为“它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这深深鼓舞了我。

　　你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文章《雄壮的景象》，指出从《雷雨》到《日出》我的创作在题材和思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你认为《日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它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各方面”，“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很多人批评结尾太悲观，你也进行了反驳和分析，“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你肯定了我对结局的描绘和刻画， “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结局”。

　　再后来，我对你的经典作品《家》进行改编。我的观点是，对小说的改编不应该是匠艺式的，而是一种真正创造性的改编，所以我在剧作中融入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和人生感受。可搬上了话剧舞台后，我的改编和诠释也饱受争议。依然是你，自始至终都大力支持，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认为我的改编让话剧《家》具有了独立的生命。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于我而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或许还要走无数的弯路，或许会因为不被认可而放弃这条文学道路。是你“慧眼识英才”，发现了我，也成就了我。

　　也是你，在我晚年消沉的时候，写信劝慰我，你说“感到人活着，无论遇着什么，活着还是要有劲，有点分量”。那时你的身体也不好了，600字的信，你要写很久，每个字都写得很吃力，却依然惦记着我。

　　你是我的伯乐，亦是我的知音，我是曹禺。

上海武康路113号，是一幢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林荫之下的铁皮门很小，毫不起眼，格外低调。定居上海后这两年，我曾很多次路过，却都不曾留意。

　　这里是你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住得最久的地方，你在这住了四十多年，在这里创作完成了《团圆》《随想录》等诸多重要作品，这里也是万千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

　　今年是你诞辰115周年。为了纪念你和友人走过的岁月，巴金故居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推出“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全国巡展。我带着不足两岁的女儿和老父亲前往参观，原以为参观者不多，没想到却非常热闹，小小院子里挤满了人，很多人都在追忆你的故事，我的女儿对你的打字机颇感兴趣，几次要我抱她去看。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封你和友人的信，真挚的友情令人感动。

　　这里面，有彼此诉说深长感情的，比如沈从文夫妇珍惜你赠的书：“过去一些熟人朋友看到我家有您前面那四本（《随想录》），多来借阅。借是借出了，我心里总犯嘀咕，怕收不回，因为上面有您亲笔题字。”

　　张兆和写道：“您在病中寄来的信和剪报，令我们深深感动，从文看后哭了。我们万分珍重你的友情，常望你保重，今年能够见面。”

　　这里面也有“约饭”的，老舍留下的便条说：“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

　　还有一起讨论工作的，鲁迅在信中说起校样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样已看迄，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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