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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愿望在他8岁时“实现”过，他出了山到延庆县城去上学。但在不到20岁时，杨存信又回到这段铁路旁，一边卖冰棍，一边幻想能在城里找到一个工厂上班，“哪儿人多想去哪儿”。可缘分似乎从小就已种下，1981年，杨存信接班。从扳道员干起，当过助理值班员、车站值班员，1991年成为青龙桥车站的站长至今，“从未挪过地方”。

　　原本，日子在一个个既定的操作规范中过去，但因青龙桥站特殊的历史价值，总有旅客前来问询。在青龙桥火车站站台上，詹天佑铜像巍然屹立，铜像下方镌刻着“詹公天佑之象”。

　　“‘象’字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像’吧。”不少旅客提出质疑，让杨存信也心存好奇，随之涌现的还有莫名的愧疚，“作为站长都解释不了，穿这身衣服有点儿说不过去。”为了搞清“像”“象”的差别，他请教了很多学者，最终从詹天佑嫡孙詹同济处了解到，‘象’代表这尊纪念铜像十分逼真，没有任何艺术夸张，以示见象如见人，是代表詹公原貌的意思。”

　　这件事之后，他找到了把心留在车站的理由。

　　探究历史，保护现在。杨存信开始寻找跟詹天佑、京张铁路和青龙桥站的历史线索，并不断探索外延。在车站正中有一块站牌，“青龙桥火车站，5个大字为清朝光绪年间京绥铁路局局长关宪钧题写，日期为光绪戊申（1908年）秋季。后面用的是威氏拼音，这种拼音是19世纪由英国人威妥玛等人合编的注音规则，跟北京大学用的一样。”靠着历史的线索，杨存信拼凑出往日青龙桥车站的痕迹，“以前没有窗户和门，候车区域男女得分开，但民国以后就不执行了……”

　　他还陆续收集到了不少老物件。职工巡查时从草丛里发现过铸造于1898年英国产的钢轨、刻着“苏州码子”的石碑，“‘苏州码子’是中国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民间的一种数字。当年京张铁路兴建时正是用它来标注坡度等，也说明了这条铁路就是中国人自己修的。”还有一些机缘，让杨存信收集到了不少历史上青龙桥站的老照片，甚至从一位外国人手中找到了192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青龙桥车站照片，这张照片甚至曾印刷在当时的纸币上。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成了杨存信在完成日常工作外的最大乐趣，也为青龙桥站焕发新生埋下了种子。

　　两次奥运带来的新生

　　杨家父子两代在青龙桥站守护了68年，历经蒸汽机车、绿皮客车、高铁动车组的变迁，与这座老站一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史。

　　杨存信记得，父亲工作时车站用的还是臂版信号机，晚上把煤油灯挂到信号机上，早上摘下来，要是没有煤油了，还得步行好几十里路到延庆县城去买。那时候，路过的客车里，还有两趟国际列车，从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开进北京。而在他工作的上世纪90年代，北京北到康庄的短途列车延长至沙城，逛八达岭的游客大多都会乘坐该趟列车，青龙桥站十分繁忙，“一天能有上千旅客”。

　　然而，随着中国铁路技术不断发展，铁路售票改为互联网售票，“提速”让这趟列车在2008年以前开进了历史。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展现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北京第一条市郊铁路S2线正式开通，沿着这条百年历史的京张铁路，往返于北京北站和延庆间，但所有途经列车仅在这里技术停车一分钟，“车头换车尾”，不再上下旅客，“基本告别了客运功能。”同时，车站经过技术改造，包括手扳道岔等传统操作都逐渐改成了电子化办公，“人员一下富余了。”杨存信记得，曾经有30多名员工的车站现在仅有十多人，每天站里在岗的加上他是3个人。

　　技术变了，可管理的严格没变，“半军事化管理。”杨存信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透明盒子，分成数格，格子里锁着在岗所有人员的手机，“还必须关机，要突然响了也算违规。”盒子上还有一个酒精测试仪，“尽管都在这山里，但到岗前都要检查。”办公室一角还有一台屏幕，是值班室里的监控画面，韩秋利和陆国文坐在里面认真盯着屏幕，“不能看报、睡觉、玩手机甚至聊天。”杨存信想起儿时送饭给父亲，他同样只能默默坐在一边。但对于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干了一辈子铁路工作的杨存信十分理解，“看似枯燥的工作，背后是人命关天，没有铁的纪律和严格的制度规管理，列车的安全、正点是保证不了的。”这种要求，对什么性格的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