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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报道专业”除了指媒体报道时要“理性、客观和平衡”外，还指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力求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就要求媒体在报道医患纠纷时应对医疗卫生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对作为健康传播重要内容之一的“医患关系”有清醒的认知。普利策第一届新闻特稿奖作品“凯利太太的妖怪”就是这样一篇关于健康传播的代表性作品。这篇新闻报道发表于1978年12月12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晚报》，描写的是从早晨6点30分凯利太太接受手术开始到下午一点43分手术结束、凯利太太死亡的一次失败的手术。记者乔恩·富兰克林提到主治医生达克尔在作手术前早餐只吃华夫饼，不喝咖啡是因为咖啡“会让她的手发抖”，这不仅显示了达克尔医生对于手术的谨慎和重视，更体现了记者本人对于脑外科医生手不能发抖重要性的专业认知。 而文中首尾两次提到凯利太太的一句话：“我怕死，但我更怕痛。”也加深了人们对于手术本身风险的了解和对患者本人的同情。

手术的结局与主观的期待总是有很大落差，达克尔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不得不面对失败的手术，记者没有把医生描述成一个情感丰富的完人或是过度冷静的职业人，她疲惫、沮丧和不甘心“一边吃着便当，一边想着凯利太太的话：死，我倒是不怕。我吓得要死……实在疼得受不了，再也不愿这样活下去了。”但却无能为力，神经医学的研究与临床进展只能到这种程度。这篇新闻特稿没有使用什么华丽词藻和优美语句，只是像在手术台上安装了一台摄像机一样，以记者自身对于医学手术知识的科学性了解以新闻笔法客观呈现了手术中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显然，只有掌握健康传播知识的媒体人才能做好这样的报道，也才能抓住问题关键，并对事件核心进行把握。

媒体报道要做到专业还体现在要有公心和共情能力。患者作为信息劣势方往往会对医生的一些举措产生疑问或误解，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会真正影响医患关系，反而会在一定的交流与沟通后转为信任与遵从。但目前的现实是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往往又在超负荷工作，患者和医生交流时间较少，同时医护人员每天接待无数病人，也容易引发烦躁情绪，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很容易把矛盾聚焦在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为避免类似的冲突，除了以法律严惩恶意刑事犯罪者并追加巨额经济赔偿外，还需要着手消除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压力以及医护人员的烦躁情绪，普及这样的健康传播知识虽然任重道远，但媒体势在必行。

2016年的一项关于“医患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关媒体报道会影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可见，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承担着对真相的阐释和制度走向的监督，它也许不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主导因素，但绝不容忽视。因此，媒体就需要以“解释”框架为立足点，全面真实报道涉及医患关系方面的事实，实现反映客观现实、监测环境、推动社会发展的监督职能。然而，媒体以及大量存在的自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应该是秩序的维护者。也就是说，媒体需要以科学和专业的健康传播知识面向大众进行普及，让公众了解正确的医学知识；同时，媒体在报道涉及医患事件时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以安慰患者心理，鼓舞医学界信心，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编：燕帅、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