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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被提名的电影中，《小丑》的政治表达与《寄生虫》有可比之处，两部影片都带有政治隐喻的色彩。《蝙蝠侠》里面的小丑在这里被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现实主义处理，它的故事发生地点在哥谭市。哥谭市其实是美国DC漫画中杜撰的一座东海岸美国城市，它一般被认为对应了同在东海岸的纽约。纽约也是《小丑》的取景地，著名的台阶跳舞的一场，拍摄于布朗克斯区莎士比亚大街的南端，去年年底我专门到此处游览。这是两座住宅楼之间的一个狭长的阶梯，游人众多，有人穿着小丑的服装在拍照，有人在这里拍纪录片。布朗克斯区是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哥谭市在《小丑》中则被表现为一处黑暗的所在，街道混乱，垃圾到处都是，暴力无所不在。电影中的小丑饱受哥谭市不正义不平等之苦，他用暴力反抗整个世界。

　　哥谭市的年轻人则以小丑为英雄，他们戴着面具游行，声称“人人都是小丑”。他们的重要的愤怒所在，是针对贫富分化。现实中的纽约当然仍是充满了帝国雄风，但在纽约你能四处看到流浪的人，在流浪的黑人和老者中间，你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有文化的中年白人，他们在冰冷的街道边坐着看书，身边就是他们流浪时的家当，一些箱包或简易床。我去年在纽约是短期驻留，但和当地的一些大学生、教授以及本地市民有一些交流，我发现他们最强烈的社会焦虑就是贫富分化和资源分配不均，当然华裔还会更关注种族歧视等议题。最为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到处都是关乎社会主义议题的讨论和讲座，游行抗议的活动也十分丰富，有一群建筑工人喊着口号反对建筑公司降低他们的报酬，提供的是与纽约当地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匹配的薪水。有人跟我举例说，在美国一些大学讲师的物质生活都是不稳定的，这种不安全感令我颇为意外。这也许就是《寄生虫》得以被广泛认同的时代背景吧。美国人有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但中国的观影人在自己的社会焦虑中对别人缺乏同感，而影片若将某种焦虑当做理所当然的叙事前提，则必然带来更多的理解隔阂，这也许是一些中国人对《寄生虫》现象不能理解的原因所在吧。

　　《小丑》这部影片的男主角亚瑟·菲尼克斯获得奥斯卡影帝，则似乎早在大家的意料中。小丑这个人物的塑造，需要演员极高的表演技巧。但是从剧本的角度来说，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是存在诸多不能让人认同的地方。小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种行动背后似乎缺乏足够的动机支撑。虽然这部影片在美国获得了较高的票房，但是在我们这里，对这部影片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

　　变革中的奥斯卡文化政治

　　奥斯卡每年都能在中国文化界引起广泛回响，对于本届奥斯卡的文化政治，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正在酝酿某种变革。而去年和前年的奥斯卡，“政治正确”问题在中国似乎是最重要的话题。我们从奥斯卡影片的叙事中，在奥斯卡评奖机制中看到这种政治正确的贯彻，人们担心这种过于讲求政治正确的做法会导致叙事上的僵化，比如在一部影片中，好人永远是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等弱势群体。但是身处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则会觉得这种政治正确的获得乃是无数斗争和血泪的结果，它得来不易，不应该被质疑。本届和往年的问题不同，今年的奥斯卡从一开始就让人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感觉。《小丑》的问题之外，昆丁·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对波兰斯基夫妇于1969年悲惨遭遇的引用，让人觉得这部影片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而这部电影对于布鲁斯·李的形象设计，更是让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十分不满，她认为这是对李小龙形象的扭曲和污蔑。最终《好莱坞往事》仅仅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布拉德·皮特）和最佳艺术指导，后者主要表彰它在还原1960年代末好莱坞时所做的美术效果，但是这部影片对于我个人来说，仍然是一部情怀满满、才华横溢的作品。

　　这次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有女性演员用委婉的方式抗议女导演获得的关注太少，这个议题其实在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中有着类似的表达。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被作为导演的丈夫所压抑，离婚后她自己成为了一个有成就的导演。比较有趣的是，今年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小妇人》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就是《婚姻故事》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的爱人。这两部影片斩获有限，《小妇人》只获得了一个最佳服装设计奖，我个人非常喜欢《婚姻故事》，但是本片仅仅获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角奖。获奖者劳拉·邓恩的表演的确值得嘉奖，本片的两位男女主角的表现也十分出色，但是仅仅获得了最佳表演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