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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为难得的是，“中国出版家”丛书中记录的“出版人成长史”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铺陈出版事迹和摆陈功绩的层面，而是转向更为广阔的出版生活史领域，着力呈现“出版人”的“人”的要素，自觉地将目光下探，深入挖掘出版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多方面地进行细节描摹，从他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日常交往等个人生活入手，折射出我国近现代以来出版界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侧面，透视出版家各种行为背后凝结的潜在的作者与出版者、文化与市场、商业与理想的复杂矛盾，将所谓“时局、格局、饭局”有机统合，展现出版行业与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和频繁互动，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出版生活史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不少传记都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细致展现传主的“朋友圈”勾勒出他们作为出版家、文化人、经营者的生动形象。《中国出版家·邹韬奋》（以下用简称）、《王云五》《舒新城》等书都设专章细致论述了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微观化、生活化的内容细节和写作方式将这群台前无闻、默默奉献的出版人活跃的一面真实展现，这种“别传”式的写法和视角让传主摆脱了过往著作中树立的刻板印象，把活生生的“人”立了起来，如《章锡琛》中“开明酒会”的论述就是典型，通过酒会上茅盾背《红楼梦》、钱君匋入会考验等小故事的叙述，表现了当时的出版人章锡琛、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等的不同个性，章锡琛的豪爽、丰子恺的醇厚、夏丏尊的宽和、叶圣陶的大气都跃然纸上。

　　出版人的职业精神和情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中国出版家”丛书通过对出版名家历史的场景呈现、事迹的阐幽发微，让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幕后英雄浮出地表，塑造了他们的集体群像，进而让大众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和工作场域，近距离瞻仰其出版风采，追怀其精神特质。

　　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是出版精神的内核。中国出版家们自觉地将“文化的出版”当成职业理想和追求，有着神圣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张元济认为出版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他毕生坚守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抢救整理珍稀古籍、选择引进西学、创办各类开风气之先的新式期刊，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家庭式印刷所改变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陆费逵献身出版业，也是基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他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王云五面对日寇轰炸，商务印书馆损毁大半的危亡时刻，发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战斗口号，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五个多月的努力之后，终于宣告复业，实现了“日出一书”的奇迹。邹韬奋则将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书籍杂志在他的手里成为对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武器，是引导大众走向自由、解放的向导。

　　工匠精神是出版品格的外显和具体化。中国出版家们对待出版工作有着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叶圣陶的工作信条是“我事必尽为之，以将去而敷衍了事，又所未敢也”，对于经手编辑出版的每一本书刊，书刊中的每一个词句、每一幅图片、每个标点符号，都是极为负责的，“不惮斟酌再三，不厌屡易其稿，务求做到尽可能完善”。舒新城对每一部自己责任编辑的图书都相当严谨、认真，对每一则史料的来源及日期必定要考证清楚，“每篇均需详查其来源，考核其时日”“对书中采用之篇章，均详细注明出处，有删节者，加以注明”。

　　甘于奉献是出版精神的高境界。中国出版家们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对个人得失利益毫不计较，甘于奉献，热心服务作者、读者至上是中国出版家的共同情怀。巴金总是平等对待、热心扶持作者，经常为作者改稿、校稿、抄稿，甚至撰写广告词。赵家璧为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四处奔走，百般联络，将政治信仰、文学派别、学术见解各不相同的一批名家邀约在一起共同从事这样一个大型文化项目，他承担了所有的具体琐碎的工作。在大系启动的一年时间里，赵家璧和十位编选者的联系信件就达到了700多封。当然，辛勤耕耘带来的是丰收的喜悦；精雕细琢获得的是精品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