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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中国队输得很惨，引发各种议论和猜测。当时有评论说是骄兵必败，也有说是急中出乱。我却注意到一个信息，外电报道说中国女篮很爱看电影，深夜还在看电视；中午不休息去逛街；决战前夕的周末，中国女篮却去海洋公园游玩；回国的行李之多，远超预算，如此等等。带着“究竟中国女篮败在谁手”这个疑问，我一气呵成《球究竟输在谁手?》这篇杂文，“出国比赛、交流、参观、考察，本来天经地义，但是趁机捞一把，却成了近一两年来一些人的追求向往”，各种名目繁多的出国团，大把大把地花掉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输了篮球比赛，最多不过少得一块奖牌，而“在当今整个世界比赛场上，如果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此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对当时国内出国乱象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对体育界更是一种警示。

李何林先生为蒋元明首部杂文集《嫩姜集》作序的手稿

蓝翎先生为蒋元明第二部杂文集《晨曦集》作序的手稿

笔耕不辍，终有所得。两三年下来，一部《嫩姜集》即将问世。我特邀李何林先生写序，先生很高兴，认为学生总算没给他丢脸。“《嫩姜集》的姜是嫩的，但它‘味辛，微温’，可以治胃病、助消化、祛风邪；酱菜店里的姜芽确有这种功效，吃起来有些辛辣，吃下后，胃里确实感到舒服，气顺味开，食量大增，身体逐渐好起来”，这也符合鲁迅“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李先生的这番鼓励，更坚定了我在杂文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蒋元明出版的部分作品集

因为编杂文、写杂文，1985年，曾经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蓝翎还为我的第二部杂文《晨曦集》欣然作序。他那一手漂亮的行书我一直珍藏至今。他们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长、朋友，我永远怀念他们！

以名家为师 采众家之长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编辑完全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这话没大错，但也不尽然。蓝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调来人民日报文艺部，他告诉我，他曾在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岗位上站过第一班岗，所以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天。他说，当年杂文被视为人民日报副刊的灵魂，分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同志亲自开列杂文作者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等一批著名作家和学者，他就照着名单去约稿即可，完全“不差稿”，这令我十分羡慕。后来，田钟洛（袁鹰）主任也给我开了一张杂文作者名单，全是名家，让我抽时间去登门拜访他们。

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是余心言（本名：徐惟诚）。他当时是北京日报总编辑，看上去是一个颇严肃的人，一谈到杂文就有了共同语言。也许是写惯了“青年修养”杂谈的缘故吧，他的文章属婉约派，善娓娓道来。编辑如要修改他的作品，也不必与他商量。从总编辑到市委宣传部长，再到市委副书记，最后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但从他的文章中没有看到脾气也随之增长。记得有一个年轻的杂文作者写文章“刺”了他一下，他知道后，就与我们商量，想请这位作者一起吃个饭，大家聊一聊。在一个清静的小饭馆里，五六位杂文作者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最后老徐悄悄地去结了账。我这才突然发现，他的秘书、司机都不在身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老徐调到中宣部工作，官大了，工作忙了，杂文大概也顾不上了。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是请我去他办公室聊聊。我说，您都当部长了，哪还有工夫闲聊。他笑着说，当部长就不要朋友了？他派司机接我到他办公室，刚坐下，贺敬之进来谈事，他把我与贺各作了介绍。贺敬之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自然是我的前辈，当时他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

出席杂文作家活动，前排左起：段柄仁、余心言（徐惟诚）、李庚辰、蒋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