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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经历过多次重大突发事件采访的摄影师，这次任务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作为一个人物摄影师，我每天守候在病区外，希望能为每个医护人员都留下点什么

　　说实话，当看到首批广东医疗队唯一的随行采访人员不是我时，心里暗暗有点惋惜。如果大年三十晚就首批出发，我也会很乐意，即使明知道前方更危险。

　　所以，2月4日，当接到采访任务电话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迟些出发，让我有时间考虑要拍什么东西。我留意到网上很多医护人员发出自己被口罩勒后的脸和脱下防护服的样子，感到非常心疼。我想，能不能把他们用一个统一的手法拍出来。

　　我是一个人物摄影师，跑了多年的娱乐和日常人物采访，觉得自己可以用拍人物肖像的方法，把医护人员脸上的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出发前，我纠结要不要带闪光灯和柔光箱，最终决定还得带，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多可能性。

　　作为经历过多次重大突发事件采访的摄影师，这次任务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冰雪灾害、地震、甚至冲突这些事情固然很危险，但至少是可见的，而病毒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东西。

　　第一次进武汉市汉口医院的病区，是被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感专家刘大钺领着进去的。在全套防护装备下，我和一个护士班组待了4个小时。两天后，是这个班组的夜班，我又全副武装地工作了4个小时，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体内出现了“高原反应”：缺氧、头痛、大汗淋漓……

　　2月8日，进武汉市汉口医院隔离病房采访前，广东医疗队医护人员在南方都市报记者钟锐钧身上写上名字以便辨认。

　　由于交通管制，武汉的出行变得不便，拍摄汉口医院的日常故事时我都要从汉口武昌往返。为了能够更接近医护人员，我决定和接手汉口医院的首批广东医疗队住一起。在住进医疗队的当天晚上，我来到医院拍下了换班出来的第一批护士；第二天一早，接着拍了第二批护士；凌晨一点，拍下换班的一批医生。

　　我的想法是尽可能把第一批广东医疗队的队员拍全，然后给每个人做一个小型的采访。但穿上防护服，除了包裹着身体的不适，更把所有人的形象都“同化”了。

　　几年积累下来的人物拍摄和采访经验发挥了作用。我观察了一下，在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出到洁净区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而那个走廊恰好有一面白色的墙，距离比较适合我用灯，于是我就设定好灯光、距离等参数，然后守候在缓冲区外，等他们每一个人出来。

　　2月8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钟锐钧在武汉市汉口医院隔离病房采访拍摄。

　　刚脱下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很疲惫但又放松，疲惫是因为四到六个小时穿着防护服工作，精神和身体都承受很大的压力，放松是因为他们终于能够休息了。我请每个人来到拍摄位置，请他们望向镜头，然后在一分钟内拍完一个人的照片。时间非常紧张，我不希望医务人员因为拍照而有暴露的危险。相比起一张照片，医护人员的安全重要的多。

　　有些人看到自己的照片很高兴，也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很憔悴。珠江医院的刘芳护士长看到照片后哭了，她说她不希望家人看到自己的样子，因为这样会引起家人的担忧。不止一个医护人员和我说过这种说话。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想要的最真实的状态，医生护士们都表示理解。

　　2月14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钟锐钧在武汉汉口医院隔离区外拍摄刚刚下班的广东医疗队医务人员。

　　拍摄的时候，有人露出笑容，因为他们觉得“又战胜了自己”，多数人则很平静，不论高兴还是平静，都是真实的。在那个时候，虽然脸上都还有口罩的勒痕，但每一个人，都没有了防护服的包裹，在镜头前重新成为了“自己”。

　　就这样，我每天守候在病区外，希望能为他们每个人都留下点什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也算是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吧。

　　让我意外的是，这组照片竟然红了。我觉得我运气真是非常好，前方的同事，他们也承担了很重的采访任务，才能够让我“任性”地驻扎在医疗队里拍肖像和一些别的新闻。后方的编辑们，没日没夜地对接我们的工作，编稿子、制作海报……没有他们，这组照片是不可能被广泛传播的。

　　这些照片也为医疗队带来了一些帮助：有公司给队里捐了可乐；有护肤品牌为医护人员捐了修复压痕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