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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我们逐渐地会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就认为中小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不需要这些，或者是不欢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在误解之下的恶性循环。因为我自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不仅是我自己，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其实成长过程中都有很强烈的阅读的欲望和讲述的欲望。

　　阅读的经验，它来自于对世界的不了解，比如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它是很需要通过阅读来结交朋友。如果每一个作家是一个朋友的话，他是有这样一个精神需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写，我觉得写这种生活，大概会滋生出人的表达欲望。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有很强的需求。但是很多写作者，无论是在初中还是在高中开始写作的人，可能逐渐地就不写了，或者说这个表达就停顿了，或者说阅读也越来越减少了，我们说的阅读是系统性的阅读，是纯文学的阅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想做一些资源流动的事情。

　　我很不喜欢那种所谓基层文化，弄几个民歌，认为农村就是窗花、剪纸，它其实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精神需要了，不要说现在，80年代的我都满足不了，怎么满足2019年的当代人呢？所以拿电影来说，像我们的农村院线，我们在城里面看的电影院，都是2K的影像，影像很好的。但是农村院线是1.2K的，少了0.8K。我就觉得不平等在里面。

　　北青艺评：文化上的不平等。

　　贾樟柯：对，这很不平等，为什么给乡下人看，给小城市的人看就可以是影像质量比较差的作品？我正好是山西人，就选择在平遥做电影节，在吕梁做一个文学季。

　　北青艺评：在北京，我的一些朋友也在给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她发现《安娜·卡列尼娜》有很多工人都很喜欢。

　　贾樟柯：我们小城里文学素养高的人很多。这个确实不能这样去理解。文学素养文学感受敏感的人大有人在。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网络化的时代，任何的活动都有直播，目前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一个人在直播上分享一些来自远方的信息跟近在咫尺，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爱好者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北青艺评：对乡村的回归让我想到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梁漱溟他们说， 为什么中国文化要从乡村中着手建设呢？因为“乡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他的思路是创造新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您有想那么多吗？

　　贾樟柯：我以前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我对共识越来越不感兴趣，它并不是说共识不重要，而是对于一个个体的感受而言。大量的时间整个文化讨论的都是陈旧的问题，那些问题或许能找到答案，或许不能。我们一直纠缠在一些老问题上，它会让我个人觉得疲倦。今年在讨论的问题，可能80年代已经讨论过很多回了。

　　最近几年，我想去实际做一些事情。我的公共发言在减少，写作也在减少，但是做的事情在增加。在诸多的事情里面，我觉得创建平台很重要，也就是创建某座广场。如果说平遥电影展是一个关于电影的广场的话，吕梁文学季是一个关于文学的广场，让众多的声音能有一种交汇、碰撞的机遇。特别是我们在用办电影节的方法在做文学季，就是把精英的思想成果，很好地转化为公共资源，介绍给公众。

　　广场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注重节目的编排，公共传播的可能性，它是一个由线下的公众参与互动到线上的一个立体模式，特别是八天的时间，它能形成某种聚光灯效应。当然不一定能够改变，但是我总觉得在我的成长阶段，阅读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事情，阅读是我们最主要的娱乐方法。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会认为阅读是一个很沉重，很累的事情，这是对阅读的妖魔化。我觉得如果能够重新提升人们对阅读的兴趣，这可能是吕梁文学季想做的事情。

　　北青艺评：谈到乡村建设这个问题，现在各地也有很多模式，各种民间力量也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多方的合作，政府、企业，你是怎么考虑的？

　　贾樟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乡村建设你是参与不了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行政管理中，它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的经济模式之下，变得有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专门做乡村厕所的，他彻底改造乡村人居环境里面厕所的情况。也有人会着重于社区结构，如何建立保护传统的社区结构，比如说从农村的社区结构到城市单元，小区的社区结构，里面是有变化的。过去亲族、宗族、朋友、街坊邻居，那样的一种社区结构跟单元楼里彼此不认识的社区结构，它们之间是有共性的。很多做乡村建设的，在理解乡村的社区结构，通过建筑通过规划来保护这种社区结构，让人际结构不被居住和环境的改变所改变。也有人在做文化的项目，在乡村做书店，在乡村做文化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