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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集中区债务更多。江南产业集中区相关负责人说，该区债务80多亿元，其中政府债务51亿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达1.7亿元，这三年是集中区最困难的时期。

　　前几年税收优惠加上缺乏产业，集中区收入有限，债务偿还主要靠中央财政补贴，如今财政补贴即将到期。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某负责人说，前几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一年补贴5亿元，2016年起减至3亿元，随后每年退坡6000万元，今年是1.2亿元，还不够支付债务利息。“目前的税收还不足以养活自己，另外还要付工程款，资金压力巨大。”

　　面对集中区的债务负担，池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是吃饭财政、转移支付财政，2018年收入仅107亿元，支出已达154亿元，无力负担集中区的债务。

　　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当初上级把集中区作为高配的正厅级直管区，轰轰烈烈推进建设，但一年后改成“省市共建、以市为主”，降格为副厅级单位，大量建设任务交给地方，地方“小马拉大车”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集中区一位干部说，原本集中区的税费省级留存部分是留给区的，但这个政策从2016年就收回了，“集中区选址在一片农地上，我们用5年时间才把基础设施建好，企业开始落户，正要用政策时撤火了，等于空头优惠，这一项每年就是1.5亿元左右。”

　　巨额债务重压之下，一些需要资金等配套的大企业“难引进”。“我们只能招一些中低端产业，这限制了产业高质量发展。”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某负责人说，上海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准备投资30亿元，需要集中区占股投入5亿元配套资金，无奈拿不出来，后来企业落户江苏了。

　　决策变化快 基层难落实

　　本刊记者了解到，安徽江南、江北产业集中区是当地积极争取并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的。2010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复后选址池州、芜湖两地成立了省级直管的江南、江北产业集中区示范先行。

　　多位干部直言，集中区从选址开始，就多有争议，“投几十亿元把粮仓征掉了，后来省级直管模式负担不了，只好‘省市共建、以市为主’把负担甩给地方。”

　　事前缺规划，负债而建。集中区一位干部说，集中区设立6年后，总体规划才获批复。此前集中区发展并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只是先把标准化厂房建起来。

　　江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说，当初的口号是“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发展”。江北集中区没有城市依托，过了5年道路才建好，企业陆续投产，想要五年大发展，脱离了实际。

　　事中无考虑，产业布局“随意”。多位集中区干部说，集中区定位省级直管时，大家都期望上级会宏观布局和引导产业，但实际并没有。2012年，两个集中区行政管理体制从省级直管调整为“省市共建、以市为主”后，无产业基础、配套优势的集中区产业发展更难定位，最后只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事后无补救，老百姓失望。集中区多位失地农民说，当初政府承诺集中区会引进很多工厂、会有家门口就业，但现在正常生产的企业没多少，一些失地农民找不到工作。

　　受访基层干部表示，两个集中区发展受困，还在于决策变化太快，让基层无所适从。原本集中区为省级直管，不少企业是冲着这个金字招牌来的，没想到一年多后改为“省市共建、以市为主”，企业觉得政策稳定性差，有的干脆就不投资了。

　　管理体制的变动还造成集中区政策含金量缩水。集中区一位干部说，省级直管时，集中区用地计划单列，每年有5000亩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指标；体制调整后，用地指标由集中区和市里统筹，指标锐减到每年1000亩或2000亩。

　　配套政策缺乏也让集中区“心有余而力不足”。集中区干部反映，作为派驻单位他们没有行政资源、社会资源，想建学校和医院等产业配套都难。

　　协同施策助力脱困

　　基层干部群众认为，十年时间，从国家示范“先锋”沦为负债百亿的“烂摊子”，两个集中区的教训深刻。

　　曾经巡视过集中区的安徽省委巡视组一位干部认为，两个集中区从政策高地到发展洼地，违背经济规律、在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超出承受能力发展集中区，脱离了实际。

　　基层呼吁，面对集中区过大的摊子和沉重的包袱，省市应发扬担当精神，协同起来，精准施策，助力脱困。

　　多位集中区干部建议，恰逢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出台，这给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的集中区以重生的契机。在自身努力对接的同时，盼望加大上级协调和支持力度，从长三角一市三省的层面制定产业目录，布局有发展前景、国家扶持、体现差异化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