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盼资讯网移动版

　　2002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创下超过3.7万家的历史纪录。由于失业者仍可在4年内领取相当于原工资63%的救济金，致使德国失业人口一度达到500万，产生了大量不工作仅靠救济金生活的“懒汉”。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厚脸皮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迪贝尔，曾公开发出这样的回应：“我为什么要工作？”他失业后几十年无所事事，仅靠领取救济金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直到2015年被送进养老院“安度晚年”。

　　“与懒汉没有道理可讲。”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力排众议，推出了“2010议程”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改革中相继推出的4部《哈茨法案》，对社会福利进行了大幅削减，如下调就业与失业者的福利补贴，强制失业者接受职业培训并尽快再就业。同时，法案还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减少政府法定退休金支付比例等内容。

　　“‘2010议程’是强硬的，但也是必需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专家克鲁夫表示，德国失业人口如今约为250万，已缩减到改革前的一半。通过改革逐步减轻高福利负担后的德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率先复苏的欧洲国家，并成为推动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018年，德国政府财政盈余高达580亿欧元，刷新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正是施罗德和“2010议程”让德国将超负荷高福利重新扳回正轨。

　　为推行“2010议程”，施罗德和他所领导的社民党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削减福利引发选民和党内不满，施罗德被迫于2005年提前辞职，随后又宣布退出政坛。社民党的力量也受到很大削弱。

　　对于西方政党体制弊端导致的改革困境，欧委会主席容克曾表示：“我们都知道应当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后该如何重新当选。”

　　西班牙         

　　养老金可持续难题日益凸显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姜  波

　　马德里青年维克多最近刚刚临时工转正，心里特别高兴。在西班牙，“临时工”和“正式工”在福利和员工保障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别。企业如果解雇长期合同的员工，需要根据其工作年限支付一笔不菲的失业补偿金，大大提高了企业解雇员工和招聘新员工的成本。这导致很多企业在签署长期合同时极其谨慎。为了减少用工成本，不少公司甚至会在员工临时合同到期后，将其解聘，选择雇用新的临时员工。也有不少公司会采取跟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合同的方式雇用临时工。

　　劳动合同问题凸显西班牙在高福利制度下扩大就业面临的窘境。西班牙社保体系已连续多年出现赤字。据西班牙对外银行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西班牙社保赤字达189亿欧元，2011—2018年间，社保赤字累计已超过1000亿欧元。西班牙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

　　高福利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依赖性非常强。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阿马特认为，西班牙的经济基础在欧洲国家中相对薄弱，债务安全状况也相对脆弱。一旦经济形势恶化，极易引发税收减少、福利开支不足等问题。政府财政赤字膨胀、负债率攀升等问题也会接连浮出水面，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近几年来，尽管西班牙经济逐渐摆脱危机，开始稳步复苏。但随着其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养老金可持续难题日益凸显。造成养老金可持续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偏高，缴纳社保资金的人数增长有限。造成失业率高企的原因，也有高福利制度的因素。高福利制度同高失业率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西班牙临时工比例超过26%，是欧盟内比例最高的国家，为欧盟平均值的近两倍。在15—24岁的青年就业者中，临时工的比例更是超过70%。以保障劳工权利为出发点的福利制度，反而成为抑制劳工市场活力，尤其是青年人就业积极性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古斯塔沃表示，从国家层面来看，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导致政府和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福利支出和开销，用于创新、研发的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削弱经济长期增长动力，这在经济下行周期表现更为显著。

　　在经济危机时期，西班牙政府曾为了减少政府债务而削减公共财政支出，研发投入不断遭到削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下降，至今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西班牙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与欧盟领先国家的差距不断被拉大，导致经济竞争力相对削弱。长期来看，这一状况导致西班牙难以提供足够动能，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模式单一、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个人消费等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