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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在对满洲里口岸事件的通报中就明确,对一些地方出现变换花样乱收费、乱涨价抵消减税降费成果的现象,必须露头就打、施以重拳、决不姑息,坚决斩断伸向减税降费红利的黑手。

　　那为什么在减税降费上,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有些地方却还是会“顶风作案”呢?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其中有三大原因:一是可能存在腐败问题,“收费是需要许可的,许可从哪里来?政府”。在这类事件中,不排除有官商勾结的可能性。二是地方政府财政开支很大,靠税费可以弥补财政开支,“地方政府的花费也存在不合理及某些方面花费过多的问题”。地方税是地方财政的基本来源,花费不合理,花费太大。三是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很多事情让地方干,比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但地方财政收入有限,税费分配不合理,一些地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卖地、拆迁,搞土地财政,如今土地政策收紧后,就只能依靠税收了”。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从经济学的角度点出了地方政府阳奉阴违背后的实质原因:一是与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问题有关,二是与地方政府的支出刚性和支出偏好有关。“如果继续维持现有规模巨大的政府职能,由于支出刚性的作用,很难有较大规模的、又具有实质性的减税降费举措。”

　　从政府规模来看,刘志彪认为,中国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经历了“收缩——膨胀”的反复,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问题,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处理好,政府做了很多本该由市场做的事情,或是在本该由自己做的事情上缺位,“越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政府职能和规模问题不改,就会对支出规模有很大的决定性作用。“支出规模受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设置影响,有这么大的支出,肯定要有那么多、那么高的收入,而现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两块,即正常的收税和土地财政收入。”

　　也正因为如此,要真正做到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必须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撤掉不必要的政府部门,合并一些重叠的部门,将一些职能交给市场去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不就是要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吗?”刘志彪强调,只有把政府规模降下来,把政府职能改革了,支出减少之后,对于税费和房地产的依赖降低,中国经济才能进入一个正常的循环。

　　刘志彪同时提及支出刚性与支出偏好的问题。所谓支出刚性,是指行政上压缩财政支出规模的难易程度,比较难的就是刚性,容易压缩的就是有弹性。一般来说,这又与政府职能及政府运作方式有关系,“中国政府不仅承担民生的保障,还承担着经济发展的责任,而后者是一个无底洞,如果未来财政职能主要转向民生,经济建设支出逐步压缩,情况就会好一点”。

　　收支公开加强监督

　　严格落实依法行政

　　在国务院办公厅督查组对满洲里口岸事件的通报中,明确点出了“满洲里市政府、满洲里海关、满洲里站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的重大决策部署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落实不彻底,尤其是口岸收费清理整治工作流于形式,对企业反映强烈的垄断经营、欺行霸市、乱收费、乱涨价等问题视而不见、查而不处,监管严重缺位,存在严重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严重影响了口岸营商环境,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姜明安认为,减税降费关乎法治政府建设。两者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法治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乱收费违法收税,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原则,与法治政府的目标相违背。第二,法治政府应当是服务型政府。违法收费、违法收税,损害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违反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原则,损害政府公信力。第三,法治政府应当是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政府。违法收税收费首先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以种种理由和借口乱收费违反了诚信原则。

　　如何避免这类行为继续发生?姜明安认为,首先,应当加强对违法收费、违法收税的监督检查。第一,行政机关应对企事业单位收费加强检查,“不是发一个审批就可以了,还应该看是否按照许可规定的范围和种类来进行收费”。第二,监察机关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应当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第三,上级行政机关也应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检查。

　　其次,要加强对违法收费收税的司法监督,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作用。行政相对人可以告政府在相关方面的不作为、乱作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