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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书中你多次提醒，政府部门封堵消息后果严重，在你看来，现在这种封堵的现象是否比较普遍？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任贤良：中国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近年来，广大民众的知情权需求和话语权诉求空前高涨，这就决定了新闻事业管理要坚决摒弃封堵思想。但有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封堵消息、怕舆论监督的现象还时有发生。社会公众对一些情况感到疑惑和恐慌时，都会急切关注党委政府的声音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如果党委政府三缄其口、封堵消息、主流媒体失语，公众就会通过上网查询、四处打听、道听途说等形式获取信息，以致造成以讹传讹、小道消息满天飞。

　　这种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媒体的重要性和作用认识不足，甚至缺乏应有的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二是仍然不同程度地沿袭过去“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负面事件往往只处理不报道，或者先处理后报道。三是抱有狭隘守旧的执政理事观念。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不重视、不主动做好舆论引导，不仅影响事件处置，还可能贻误最佳处置时机，诱发危机的连锁反应，最终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新京报：书中提到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简单概括一下，你认为二者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任贤良：我在书中讲到，在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与新闻媒体和记者建立良好、融洽的公共关系。新闻媒体不仅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更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不仅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更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

　　政府如何面对媒体和记者，一定意义上就是如何面对社会公众、如何面对人民群众的问题，好形象或坏形象都会被大声音、宽范围传播。因此可以说，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正确面对新闻媒体，如何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任贤良

　　曾任新华社记者和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从事新闻采编工作15年；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连任三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13年出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起出任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