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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方供图

　　两次采访大鹏，间隔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贵州拍摄新片《第八个嫌疑人》，剃光了头发，从原本150斤的体重增肥到164斤又减到132斤。记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向他讨要减肥攻略，大鹏苦笑：“我只能说，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这不好，再让我做一次我肯定做不到。”2004年大鹏从东北来到北京，做过歌手、主持人、演员、导演、监制，有了“十亿导演”的头衔。《铤而走险》是喜剧演员出身的大鹏第一次出演犯罪题材，他用“非常感激，非常了不起”来形容敢于向他邀约的主创团队，因为他们给了大鹏更多的可能和机会。在采访中，大鹏还谈到由于市场低迷，以前都怕提自己的新项目，担心创意被抄走。但是现在大家会更敞开地面对，“我们有一个小团体，韩延、苏伦、郭帆、肖央、陈思诚，经常彼此分享自己的计划，互相提意见，由领头的人去执行，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

　　《铤而走险》

　　我的戏份基本就是挨打

　　为了在非喜剧题材中不让观众出戏，创作团队首先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拿掉了大鹏标志性的框架眼镜，把头发弄得特别短，突出抬头纹和法令纹。大鹏减轻了体重，时刻保持稍微含胸又干练的状态。

　　表演方法上，非科班出身的大鹏给自己找了一套方法：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饰演一个反派，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立体的、复杂的人。在电影中一开始把他的缺点放大，在结尾才能有改变和救赎。

　　新京报：据说你刚开拍时就受伤了，追逐的戏份怎样完成的？

　　大鹏：我们的拍摄地在重庆，重庆非常神奇，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经常以为自己在平地，推开一扇门发现自己在悬崖上，下面还有十几层。所以很多戏份的设计都是高高低低地追逐而不是平地跑步。那段时间下雨地面很滑，第一天拍摄跑上跑下就伤到了腿。只好停下来拍文戏。一个月之后必须要拍那场戏了，但腿还没好，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我是捂着腿咬牙咧嘴地跑，那不是演技而是真的疼。

　　新京报：据说欧豪每次拍摄打戏前后都给你发信息道歉。

　　大鹏：其实我的戏份不是跟欧豪对打，而是被欧豪打。拍摄前我会对他说：“千万别不好意思，你下手狠一点这一条就过了，不然对我们都是折磨。”有一场戏是欧豪拿着一沓两万块钱打到我脸上，本来剧本里没有这段，但我俩商量着觉得该加上，一连拍了十几条，一次比一次扇得狠，一直都过不了。最后我说没关系的，我们真实地来一遍，然后欧豪就铆足劲儿抽了一下，扎扎实实地打到我脸上，当时我耳朵就听不到了，接着是高频率的持久的耳鸣，半边脸都肿了。但是出来的效果我们还都挺满意的。

　　新京报：在江中滩涂落水后打斗的戏份，是如何设计的？

　　大鹏：那场戏拍了四天，因为前一场戏是我落水，我要全身都是湿透地拍，每天换好了衣服大家就往我身上浇水。那时是重庆的11月，特别冷，江边风又大，拍完一条就裹上棉衣发抖，再拍，继续浇水。那样拍了四天。拍的时候挺难熬的，感觉永远都看不到太阳了一样。但过去了回头看，就可以很轻松地当笑话说了。

　　我们希望做到处处都有设计，但处处都没痕迹。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一把枪的位置，都是动作组一遍又一遍演练的结果。我没跟韩国武术团队合作过，之前跟中国武术团队合作，有些被打的特写会先沟通再做反应。但这次拍摄，韩国武指是真的踹我，语言又不通，我当时特别意外，被踹到愣住，大喊说什么情况。才知道韩国团队真的是实打实的，哪怕只是个局部的特写。

　　新京报：据说与甘剑宇的合作只用两天就确定了，与新人导演合作会不会有一种“资深感”？

　　大鹏：阿甘（甘剑宇）是一个极端努力且有天赋的导演。去年我接触过两个新人导演，一个是阿甘一个是申奥（大鹏主演的电影《受益人》导演），他们都非常年轻，等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也非常难得。拍《煎饼侠》的时其实我也才33岁，知道他们的艰难。我很怕那种资深感，怕给不到比较客观的评价和建议。

　　创作

　　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

　　《铤而走险》首映期间，大鹏和导演阿甘悄悄地坐在一对情侣旁边，边听着他们的评论边看完自己的电影。“潜伏”在影院听观众真实的评论，是大鹏从第一部作品以来就坚持的习惯。与很多“背对观众”的创作者不同，大鹏喜欢与观众交流，因为“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