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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能否接受负面的评价，大鹏回想起自己以前作为网站记者的时候，那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烂片的主创在宣传电影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演烂片吗？怎么去说服自己一定会夸这部片子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就是在骗人，内心特别强大，另一种就是真的不知道这片子烂，如果真的不知道也就罢了，这是能力的问题。”

　　新京报：在首映和点映中，观众对于片中哪些情节的反馈让你比较意外？

　　大鹏：电影永远产生意外，做喜剧的时候很多我们觉得是笑点的地方，在电影院里都没有反应；一些我们完全忽略的地方，观众会哈哈大笑。我和导演反复讨论过一场戏，就是曹炳琨在包厢去见李梦，掉地上了一个电击棒的那场戏，我跟导演在剪辑阶段反复讨论这场戏的尺度在哪儿，很艰难做取舍，觉得掉落是为了铺陈后面的戏份，但观众会不会觉得刻意。现场我看到大家在看到这段时候的兴奋，才终于放下心来。

　　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是加了滤镜的，30人的大合影，你第一眼看就能看到自己。观众是唯一的标准，创作者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最美妙的是创作者能够保持关心的心态去看待自己，与观众共振。我自己导演的电影、参演的电影，我都喜欢隐藏在观众席去看观众的反应，真实的互动是最难能可贵的。

　　职业

　　“不好笑”的喜剧演员当主持人

　　一次参加活动，大鹏在后台准备上场，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要怎么走，工作人员盯着大鹏愣了两秒钟，说：“你是大鹏老师？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逗？你不是应该特逗吗？”说完自己先笑了。也是在那次活动上，大鹏一上台就主动承担起了主持和暖场的工作，代表主持人向其他演员提问，跟观众互动活跃气氛，整个活动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很多与大鹏接触过的媒体都会提到一个词：配合。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两部作品宣传的大鹏日程排得满满的，有媒体在电梯里遇到大鹏，拉着他聊几句，他依然声音洪亮逻辑清晰，一直从电梯讲到坐上车为止。

　　新京报：看了几场发布会，你会不自觉地担起主持和暖场的工作，只要你在场，观众就会变得很放松，这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责任吗？

　　大鹏：日常生活中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对我的期待是那样的，给我递个话筒他就会乐。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我看过很多人演喜剧，它在我心目中像理科生对待化学公式一样精准，稍微加点东西就不是笑而是尴尬了，如果我能让大家看到我就笑，已经比很多演员都幸运了。

　　至于主持和暖场，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你的期待。你把它当做工作的话，就要敬业地对待这个事情。这是我能够接受的。只是比较遗憾能力有限，有时候做不到那么活跃，都是“勉强”活跃。

　　新京报：你自己也是媒体出身，采访过上千个明星。从记者、主持人到做艺人，心态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大鹏：我当年为了能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有一次一个歌手参加我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在直播里面唱一下他的成名曲，那名艺人当时就不高兴了，说我来一个网站聊天为什么要唱歌，直接就离开了。那时候跟艺人合作还不需要提前沟通，也不会在采访之前对流程。当时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被一个巨星严肃地拒绝，非常尴尬。那件事萦绕在我心头很多年。但我现在跟你讲件事的时候才发现，我是多么地理解他，就像现在你让我表演个喜剧段子一样，我也会生气。那时候我希望每个被采访者都能在我的节目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的要求是多么无理，他拒绝我正是因为对自己专业的尊重。这是在之前的媒体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喜剧

　　讽刺在当下语境中有很多限定

　　2012年大鹏自编自导自演了情景喜剧进入观众视线，2015年电影《煎饼侠》获11亿票房。他塑造的小人物总有英雄梦，充满了励志、情怀与嘲讽。虽然饰演小人物起家，但大鹏还是觉得小人物不是喜剧的必需，“大人物效果产生的机制来自于讽刺，而讽刺在我们时下的语境当中有很多限定，你很难讽刺一个权力人物或者敏感话题，所以只能用小人物的自嘲来消解这些事情。”

　　新京报：几乎所有的大牌演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谈到了想出演喜剧，包括巩俐、章子怡等等，导演身份的大鹏，会抓住机会跟他们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