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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脚踏入排练厅，笔者还以为走错了门，满地的彩电、沙发、冰箱、抽水马桶还有电动洋娃娃，这些电气化时代的家电，使人丝毫感受不到仇虎所生活的旧中国农村的气息。分布在舞台各个角落的十台电视机，都装上了摄影镜头，电视里时而播放着动物世界，时而播放着电影《原野》的精彩片段，时而又是把旁观者的影像投入其中……”

　　2000年8月4日，北京日报文体新闻版稿件《小剧场话剧〈原野〉当真敢想敢改》中，作者用充满好奇和怀疑的笔触记录了李六乙导演还在排练中的话剧《原野》。然而，随着这部剧的首演，一场人生中最强烈的“暴风雨”朝着导演李六乙扑面而来……这场“暴风雨”也奠定了他创作道路的一个基调，近二十年来这样的风雨几乎从未缺席，而他一直逆风前行。

李六乙工作照。

　　样板戏年代的戏曲启蒙

　　可以说，李六乙的身上一直被牢牢贴着“先锋”“前卫”的标签，但如果回溯他的经历，你会发现他其实是脚踏实地地从传统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父亲是川剧名丑笑非，从小在川剧院长大的李六乙，戏曲启蒙来自样板戏。那个年代，能听到的川剧全是京剧样板戏的移植，他却喜欢的不得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所有戏每个角色的每句台词他都倒背如流。

　　高考落榜后，李六乙接替母亲进入四川省川剧院资料室工作。在剧院工作那三年，刚好赶上全面恢复传统戏，许多老艺术家都回来演戏，他看到了许多好东西。“当你看过好的东西后，你就有了鉴赏力。”李六乙认为，在四川的那二十多年自己在戏曲方面受到的滋养，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非常大。

　　1979年，李六乙在报纸上看到中戏导演系恢复招生，王晓鹰、宫晓东、査明哲等知名导演都是这一年考上了中戏。但是当李六乙得到消息的时候，报名已经结束了。因为当时中戏导演系隔三年招一次生，错过这次招生的李六乙，只能再等三年。他用了整整三年，为报考中戏做准备。身在艺术院团的父亲通过自身的经历真切感受到戏剧的春天来临了，也非常支持他报考。虽然是戏曲演员，但笑非先生对戏剧并不陌生。1959年，川剧院去欧洲演出，布莱希特就曾坐在台下看过他的演出，后来还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笑非演出的《秋江》。

　　川剧院与省图书馆相距不远，骑车大约只要五分钟时间，不工作的时候李六乙都泡在图书馆里。那三年他看了大量的书和戏，最夸张的是看完了《斯坦尼全集》，这是许多戏剧学院教师都做不到的。

　　1982年，中戏导演系再次招生。那时报考中戏导演系得先交一篇论文，21岁的李六乙提交的是几万字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之比较》。这个如今看来都非常大的话题，包含着一个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之心。据说招生面试时，中戏招生老师们都在讨论，成都有个考生理论素养非常扎实，谁去考能镇得住他……82届，中戏在西南地区只录取了两名学生，李六乙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做最熟悉戏曲的话剧导演

　　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是李六乙梦寐以求的理想，但真正进入其中后，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那时导演系学习，要用一个学期来打磨一个15分钟的事件小品。这个作业看似不难，但对于刚上大学的孩子们，要做好一个成熟的小品并不容易，整整一个学期都在来来回回地打磨。李六乙却不愿意这么去做，“花半年的时间去做一个小品，我觉得是浪费时间。”他花尽可能少的时间，编好一个基本元素具备、虽然得不了高分但也能及格的作品，省下来的时间都用来看书。

　　在戏剧学院，人们惯常认为戏文系的学生是读书最多的。可是戏文系的学生都抱怨，无论借什么书，借书卡上面都有李六乙的名字。李六乙认为大学五年看的书让自己受益终生，如今他还经常跟大学生说要多读书，“你大学期间看的书，就是你这一辈子的读书量，相比之下用一个星期去琢磨一句台词有什么用？”他觉得最幸运的是，自己在大一下学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大四那年，他为四川省川剧院排了川剧版《四川好人》。这部将中国戏曲与西方经典结合的作品，用李六乙自己的话说是“既传统又前卫”，不仅让他少年成名，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一个基调。毕业后，他的选择有很多，可以去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也可以留校或去音乐学院教书，或者被当时的出国热裹挟，去美国加州大学读戏剧专业。“出国学习之后我干什么呢？能在国外找到导演的工作吗？或者我去唐人街开个川菜馆？”斗争了一番，李六乙选择了戏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