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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改厕的难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动真碰硬，解决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40多年前，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乡赵家河村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翻修它的人，正是当时在赵家河村蹲点的知青习近平。

40多年后，记者来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东升村，探访秦岭脚下的厕所变迁。

夏日的午后，东升村的主干道上，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各家各户门前的小菜园，硕大饱满的西红柿和青翠的黄瓜挂在架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草香气。

很难想象，一年前这条街旱厕毗邻、臭气熏天、垃圾满街的模样。

“改厕以前，每家每户的旱厕都盖在临街的地方，村民觉得反正是盖在公共区域，脏乱差与自己无关。”东升村街道办事处改厕专办李星宇描述道。

直到2018年5月，一封倡导改厕的《致农民朋友一封信》贴在村口的公示栏，由村里党员带头改厕，到村民“跟风”，拆旱厕，建户厕，空地盖菜园，东升村村貌焕然一新。

厕所问题曾是城市面临的通病，在农村更是“老大难”的问题。

早在30年前，各地已经着手对农村厕所进行改造，但收效甚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农民不愿意在这项“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建设上花钱，认为这是浪费钱财。

钱包鼓不鼓、观念新不新，经济条件、生活习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往往影响着农村厕所改造的进度。在这里，“厕所革命”针对的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固有观念。

1981年，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个质朴而古老的山村，就是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的幸福村。这里坐拥大片古木山林，民居错落，炊烟袅袅。

在改厕之前，村前屋后还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露天粪坑，粪便暴露、苍蝇横飞、臭味弥漫。将未经处理的粪便直接倾入田间做有机肥，村民虽然不满意这种情况但早已习以为常，认为“没有粪便臭，哪有五谷香”。

近年来，随着“厕所革命”在全国的掀起，丹棱县也着手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幸福村总户数470户，卫生厕所429户，卫生厕所普及率91.28%。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户厕改造前后对比。受访者供图

洗手池、镜子、贴着瓷砖的墙……走进幸福村村民的家中，厕所样貌已与城市公寓并无二致。

“村里整体的卫生状况都变好了。”村民感慨地说。

付彦芬指出，在农村推进改厕，常常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理、乡风文明提升等“打包”实现，共同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建设。

从设想到落地，相较于城市，农村现代化厕所想要大范围推广，需要更多的“热身运动”——

接上电、用上水、修上路。有了照明设施，才能加盖屋顶，不用露天照明；用上水，才能普及水冲厕所；修上路，与现代生活接轨，水泥、瓷砖、马桶才能更快运到村里。

“习惯改变是一个过程。聚居型、散户型和小规模联户型也有着不同的改厕模式。”长安区爱卫办的卫俊利这样说，“户看户，村看村，以点带面，逐渐铺开。”基层干部经过探索、试点、再探索、再试点、再推广，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以点代面，农村改厕之火逐渐呈燎原之势。

“农村的‘厕所革命’的动机已经从‘为了卫生’转变为‘为了舒适’。”付彦芬介绍。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国在今年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其中六成以上改成了无害化卫生厕所，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厕所革命”的成功还有赖于技术的革新升级，管理的社会化和规范化，以及政府持续的关注和引导。在初步实现厕所的无害化后，实现厕所的资源化、人性化、节约化，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厕所之“点”带乡村振兴之“面”，背后是广袤农村文明进程的整体前行。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的公厕所长公示栏。人民网记者 申亚欣摄

“小改变里的大文明”

——透过“厕所革命”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厕所革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

2017年数据显示，每年全球因为厕所问题的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死于环境卫生造成的腹泻等疾病的儿童高达56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