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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具体而微的共鸣甚至发生在周轶君家里。周轶君的儿子在看完库布塔一边吹一边剪短吸管制造出音阶的内容后，立即去厨房拿了吸管和剪刀，自己动手做了出来。“我看到孩子自己做出一样东西来的时候，眼睛里那种不一样的光芒！”周轶君说，这次触及个体，触及家庭内部，让她觉得非常有意义。

　　拍摄沟通最困难的国家

　　不是需要深入偏远地区的印度，而是英国和日本。“英国连街上的路人都不能随便拍，联系的很多学校都拒绝了我们的拍摄请求。包括一家曾经到上海交流过的公立学校原本同意拍摄，后来又反悔了。日本的学校会问节目在哪里播？我们的观念里，在视频平台播出会拥有更多的观众，但他们认为，如果不在电视台播就不是一个正经节目。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才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周轶君说。

　　为什么选择这几个国家

　　周轶君表示，一方面因为对它们的社会形态感兴趣，一方面会从与我们自身的差异性去考量。“一个社会的形态，一定与孩子幼年的规训有关。芬兰的社会很有创意，我很好奇他们的幼年教育是怎样的；周围不少家长送孩子去英国读书，说明我们社会对英国的教育感兴趣……印度，我想到会有观众说发达国家的国情和我们不一样，中国有太多的人口了，我就想去拍同样十几亿人口的印度，他们的教育又是怎么样的。”而每一集的主题，都是在调研和拍摄中提炼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主题再去验证。

　　孩子不希望我出差，我会说，妈妈不去工作哪里有钱让你去上学呢？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不太对劲，好像工作就是为了钱。但应该怎么说更合适，我也不知道。我想要摆脱上一代的语言，但又没有新的词汇。

　　一位芬兰小朋友并不知道芬兰首富是谁，觉得可能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吧，因为他存了两万多块钱。有人的认知里成功是超过别人，芬兰小朋友觉得，找个工作有个老婆再有点余钱就是成功了。

　　回应质疑

　　教育是容易牵动观众心绪的热点话题，纪录片里呈现的“他乡”的教育模式又与我们熟悉的有很大不同，《他乡的童年》上线后赢得关注和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不够客观和对“他乡”教育的展现比较片面，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两个点。

　　不够客观？导演就像一个探针

　　《他乡的童年》里，周轶君以主持人的身份，带着摄影师走进“他乡”的学校，采访相关的人物，有时也会在镜头前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第二集里，镜头跟随芬兰的孩子探访老人之家时，周轶君甚至有情绪外露的时刻。当时她见到一位从未学过画画但几十年来坚持画画爱好的老太太，听到老师娓娓道出绘画是为了自我表达而不是比较和竞争时，忍不住在镜头前哭了。因为她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在成长的过程中反复经历着被比较和被否定。有观众认为，片中导演周轶君的主观表达较多，有失纪录片的客观性。豆瓣网上一条获得高点赞数的评论形容周轶君在片中更像是“带着立场和主题来审视一切，而不是常规纪录片伦理里面，作为一个透明的观察者存在。”

　　周轶君表示，纪录片有不同的种类，有一类是纯观察的，有一类是带有主持人的观察和思考的。张以庆的《幼儿园》是前者，《他乡的童年》是后者。“《幼儿园》拍得非常好，导演先把摄影机架在教室里，让孩子们熟悉镜头直到不会张望镜头了才开始拍，跟拍了三年。这是纪录片的一种拍法，《他乡》是另一类，带主持人的纪录片。”周轶君说，《他乡的童年》的形式有点像Netflix的美食纪录片Ugly Delicious（《美食不美》），带着主持人的观察和思考去探寻拍摄的主题，确实有着强烈的主持人的个人印记。在她看来，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资源，会有不一样的拍法。具体到《他乡的童年》，就不太可能采取《幼儿园》的拍法。“在国外拍摄，时间成本不允许，而且国外的幼儿园不会接受这样跟拍的方式。”

　　谈到在第二集里的情绪流露，周轶君坦言当时犹豫过要不要把这段剪进纪录片，后来还是剪辑师一锤定音。“我的剪辑师有很大的自主权，我也觉得现在这样剪很好。我在片子里的角色就像一个探针。我是典型的中国家长，经历的教育和大家都一样。能感动我的，相信也会让观众有共鸣，播出后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一段也打动了他们。”

　　比较片面？希望用直观故事让人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