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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德震告诉记者，新华书店那时出书、出杂志，其中有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通俗政治读物，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出小说、诗歌等文艺读物。

　　1949年4月，新华书店作为后方机关跟着解放军部队渡江。薛德震先到无锡的苏南新华书店工作，1951年被调到刚刚在上海成立的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

　　时隔近70年，薛德震仍为承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印制发行任务感到自豪。他说，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将书稿编好后，非常隆重地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各地群众踊跃购买。他告诉记者，那时工人根据原稿排版，按照书的开本浇成一块一块的铅版，进行出版印刷。

　　1954年，薛德震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直至1999年离休。上世纪60年代，按照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合作协议，他还担任过越南外文出版社中文专家。

　　从15岁在家乡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薛德震一生与人民的出版事业紧密相连。他深情地说：“我热爱人民的出版事业，在52年中，集中精力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校对、编辑、出版、发行的服务与管理工作，离休后才全身心地投入著述活动。我的著述活动是围绕着‘人的哲学和哲学的人’这个主题展开的，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的，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哲学的解释和说明。自己在工作中则努力践行之，做一个独立思考、有头脑的人。”

　　52年，薛德震初心不改。他说：“做出版，内心要爱书、爱读书，有一种激情。”

　　张惠卿：参与出版500种马列著作

　　下午3点，记者如约拨通张惠卿上海家中的电话，电话那端，95岁的张老声音洪亮、思路清晰。1937年年底，13岁的张惠卿刚刚小学毕业，家乡浙江海宁硖石镇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张惠卿语气悲愤地说：“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残杀我们同胞，亲耳听到严刑逼供的惨叫声，还透过门缝看到日本人拖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们全家天天处在惊恐之中，我深感当亡国奴的悲哀。”

　　张惠卿全家逃难到上海后，在贫民窟里求生。他干过报童、小贩，当学徒、当工人，同时靠上夜校和自学求取知识，并接触进步思想。1944年10月，他跟党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

　　张惠卿清楚地记得，1945年6月，他被日寇抓进日本的沪南宪兵队，受到了灌水、火烫、毒打等多种酷刑，但他咬紧牙关未吐露一个字。日本宪兵队没能从他和一起被捕的同伴那里获得任何口供，再加之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投降了，他们得以死里逃生。日寇投降后，经组织批准，他于1946年4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对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张惠卿学过俄文。新中国成立后，懂俄文的人较少，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他分配工作时提出两个选择项，一是到上海外事处做苏联侨民的工作，二是到华东新华书店做俄文的书稿翻译审稿工作。喜欢做文字工作的他选择了后者，就到了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马列著作和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编辑工作。

　　张惠卿在人民出版社参与了各类马列原著（包括全集、选集、书信集、专题文集、单行本等）的出版全过程，共计500多种，1.4亿多字，印行1.9亿多册。谈到这些经典著作，张惠卿如数家珍。“最早出的是《列宁全集》，一共出了两版，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50卷本，除了苏联以外，我国是出版马列著作最多的国家。”

　　采访中，张惠卿提到吴国英、林穗芳、王以铸等一起共事的老编辑的名字。他认为：“新编辑最应向老编辑学习的就是‘严谨’二字。”主持工作时，他向大家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审稿和加工一定要严格慎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过。

　　“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工作、喜欢书，书中都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书出得好，我们就跟书分不开了、浑然一体了，这就是缘分。”张惠卿这样形容做出版的心境。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年龄大了，看书有时不太方便，但他还是经常要看看书。

　　精彩的人生故事还有很多，记者没有直接采访到的纪念章获得者、百岁抗战老兵殷国秀同志，早在1939年，她就在重庆生活书店编辑部担任校对文书。抗战时期，她的战斗脚步遍及重庆、香港、广东、广西、上海、安徽等地。抗战胜利后，她先后在山东《大众日报》、山东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鲜为人知的是，山东解放区曾经也有过一份《新华文摘》，由山东新华书店编辑出版，从1945年11月创刊到1949年3月停刊，总计出版38期。当时主持编辑此刊和担任编辑的人中，就有殷国秀和她的丈夫、出版家叶籁士等人。尽管这份刊物和现在的《新华文摘》只是同名的两种杂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出版传统、出版精神与出版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出版的手段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