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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电影人，我清楚地知道，电影也许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但它可以提供对理想希望的眺望、对精神力量的仰慕。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完成的一切都是从这个了不起的时代获得的，我们也应该用作品回馈这个时代。

　　（本报记者任姗姗、人民网强国论坛白真智采访整理）

　　谱写新中国的黎明之歌

　　何冀平（电影《决胜时刻》编剧）

　　电影《决胜时刻》讲述了1949年党中央进驻香山、筹建新中国的历史。我生长在北京，这段历史从爷爷奶奶口里听说过。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军秋毫无犯，睡大街、吃冻干粮、连口热水都没有，“三请三不进”，老百姓怎样请都绝不入家门。老百姓受了感动，主动帮纠察队的忙，提供情报抓特务，北平很快安稳下来。后来，我翻阅资料也发现，解放军渡长江，老百姓挖出藏起来的渔船，全家出动，少女也登船，撑渡解放大军……“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我最真切的感受。

　　从1949年3月党中央进驻香山到10月1日开国大典，这段时期如同新中国的黎明之歌，国家百废待兴、奠基新中国千头万绪，有太多太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电影篇幅有限，选取是此次创作的一大难点和要点。我们选最主要的、能推动剧情、便于塑造主要人物的事件，用戏剧情境把历史事件串联起来，使之情节化，与剧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电影性，从而区别于历史纪录片。比如宣布《共同纲领》这一段，我不采用电台正式播出的方式，而是描写毛泽东请来警卫队长陈有富的播音员女朋友孟予，由她在高层领导会议上宣读，这样既有共同纲领的内容，同时毛泽东关爱两个年轻人，两个年轻人紧张激动又有点羞涩，五大书记沉浸《共同纲领》等多重情感集中这一段，使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人物关系、情感一一呈现。这种融于历史事件之中的戏剧情节贯穿全片，我们由此把握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我写作一贯注重人物，没有人物就没有新鲜故事，人物必须有个性，不能脸谱化、简单化。与以往不同，这次《决胜时刻》写的是领袖人物，但我觉得领袖一样有情感、有温度、有热度。我像写常人一样写他们。北平市民、小摊老板、京戏演员，电影中只出场一次，但都有戏可做。人物涉及的面宽了，内容就丰富了，宽泛了，厚重了。这需要技巧，用极少的笔墨，一针见血，写出人物，是编剧的基本功。

　　主旋律不是一成不变的，艺术的矩律不能为题材所左右。这次我是以故事片来写红色经典。把人物写深写透，不放过每一个人物，无论大或小，建立好人物关系，选择真实的能带动情感的细节，这类题材才能把观众带入，令人感动。除了历史人物，这次我还写了三个普通的年轻人。为的是呼应当下，让现在的时尚年轻人看到那个大时代的年轻人如何生活，他们的精神面貌。其中，16岁的小战士田二桥为护红旗中弹，倒在红旗下，感动了许多年轻观众。

　　创作电影《决胜时刻》，我和黄建新导演的合作十分融洽，这是难得的合拍。导演宁海强是一位军人风度的专业人士，指挥果断大胆，把不多的战争场面拍得十分凛烈。

　　从上映的情况来看，很多观众观影后流下眼泪。很多年轻人被影片感动，如今太多可看的，他们能被这样一部影片感动，真让我高兴。

　　（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

　　每个攀登者都是追梦人

　　吴京（电影《攀登者》主演）

　　“我们自己的山，自己要登上去！”1960年与1975年，两代中国登山队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勘测出属于中国人的“中国高度”。电影《攀登者》的故事取材自这一史实，我在影片中扮演登山队员方五洲，他的原型就是中国登山队的队员。

　　在拍摄《攀登者》之前，我爬过四姑娘山，走过冈仁波齐，也曾想过去登珠峰，但是因为伤病没能实现。为了体验生活，今年1月初，我抵达青海岗什卡雪峰进行半个月的极寒训练。那个季节的岗什卡，夜里零下20多度，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30度，营地已经要关闭了。但我们剧组开机就在这个时间，我认为没有切身体验过寒彻入骨的感觉，演员直接在平原上对着绿幕去演高原上高海拔缺氧的状态，是不够真实的。

　　为塑造角色，我学习了如何使用冰镐、冰爪，怎样刨冰壁、处理冰裂缝，怎么开路、做后勤。掌握了戏中人物攀登所需要的技巧，拍戏时就不会因为这些受到妨碍。体验生活不仅让我学到了登山技巧，也丰富了影片内容，使其更贴近生活。比如，我们的向导会根据队员咳痰的情况判断其身体状况，如果咳出的痰是粉红色的，就极有可能患了肺水肿，需要马上送下山救治，否则极有可能丧命。这个细节后来被用到了电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