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舆情系统原来有这么多门道

原标题：构建舆情系统原来有这么多门道

　　平台和系统构成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开展对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舆情实验室做了一项工作，构建中国对外传播舆情指数，这是中国舆情大数据系统与舆情指标体系中对外传播影响力指数的一部分。

　　这一舆情大数据系统与指标体系是如何构建的？9月底，在第三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高端论坛（2019）上，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舆情实验室首席专家刘志明介绍了中国舆情大数据系统与指标体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刘志明进行了采访，探寻这一平台系统与指标体系如何构建。

　　民意研究与舆情监测有差异

　　民意研究舆论调查由来已久，但舆情监测则是近10多年来的新兴行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舆情对政治生活秩序及社会稳定的影响与日俱增。各类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网络对社会监督起到的作用。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诱发民众的不良情绪或过激行为，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2008年年底，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舆情监测业。经过发展，此行业日臻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社科院于2013年成立舆情实验室，专门针对这一行业进行研究。此实验室是由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以下简称新闻所）和当时社科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成立。

　　刘志明介绍，早在舆情实验室成立的前30年，新闻所就已经开始做各类受众调查和民众调查，如1982年由新闻所主导的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就被称为国内首次采用严格的数据抽样实施的一次民意调查。在2008年年底舆情监测行业出现时，新闻所则立即对我国的舆情研究现状做了分析。通过对当时国内已有的几十家舆情机构的各类成果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了民意研究和舆情监测的3点主要区别。

　　从研究目的上看，民意研究大多偏公益性与学术性，强调其独立性，而舆情监测则明确强调为甲方服务。一般做民意研究调查的是学术机构、媒体、独立的规模比较大的市场调查机构等。而舆情监测机构则是商业性、盈利性的。我国的几十家舆情监测机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软件公司、技术公司，如拓尔思、方正；一类是媒体，以人民网、新华网为典型代表。从研究方法上看，民意研究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舆情监测则主要是做定性研究。从技术支撑上看，民意研究使用的是传统的调查方法，无技术门槛；舆情监测则是大数据监测分析，需要硬件、系统及技术人员等技术支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需重新定位思考舆情

　　社科院舆情实验室成立之时，对其舆情研究是否走商业性舆情监测的路线做了一个研判。

　　“基于对国内几十家舆情监测机构的分析，我们认为，商业性舆情监测与我们的目的、定位不吻合。”刘志明说，“受技术条件限制，我们也无法走舆情监测这条路。因此，我们重新定位思考什么是舆情。当时的定义有很多种，我们分析了几十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大体分为3种。第一种是从字面上推导，舆情就是舆论情况，舆论的一种情况，不是舆论；第二种是跟互联网结合起来，网络时代的互联网舆论叫舆情；第三种是基于舆情产业的需要把其收窄为时政类的、为政府服务的舆情。”他认为，这3种舆情定义与他们对舆情认识还存在差异，因此，选择了两个视角重新思考什么是舆情。

　　一个是“冰山论”。各种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像是在海洋中浮着的冰山，我们看到的网络热点仅仅是水面上的一个角，冰山下面有什么，通过网络技术手段采集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客观的代表社会民众的舆论，网络监测手段也无法做到全面反映民意。意识态度需要通过调查获取，形成这些意识态度背后的社会问题需要更专业的研究。

　　另一个是“体检论”。如果把社会比作人，现在流行的舆情监测类似于体检，针对比较简单的指标做一些测试，舆情分析师则类似于体检的医生，形成的舆情报告则类似于体检报告。这些报告能够告诉你哪些指标不正常，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去治疗，是得不出结论的。现在社会中大量的问题需要知道为什么，怎样对应，这就需要更多样的检查手段和一套一致性的指标体系。

　　基于再认知的平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