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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对非减贫合作模式从“南北合作模式”向“南北合作模式”“南南合作模式”并行发展。基于历史联系与现实需要，尤其是西方国家出于全球战略以及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多重考虑，一直注重对非洲大陆提供各类援助，国际对非减贫合作遂长期以“南北合作模式”为主。

发达国家对非援助通过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欧盟、非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等）和双边援助进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35个成员是发达经济体对非主要援助方。2010—2017年间，发达国家对非援助流量保持平稳态势，援助额维持在280亿美元左右。2017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对非援助额列居世界前五位，分别为111.9亿美元、38.58亿美元、36.01亿美元、23.61亿美元和16.74亿美元。从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领域分布来看，减贫指向性特点突出。教育、卫生、饮水安全等社会基础设施占援助总额的近一半（2017年占比为44%），这表明国际社会愈加重视改善贫困人口脱贫条件的重要性；当非洲发生旱涝自然灾害、疾病、内乱等情况时，国际社会则为那些饥民、难民、病患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救助，因此人道主义援助占比次之（2017年为23%）；交通、通讯、电力以及涉农类经济基础设施能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便利，这使得国际社会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该领域的援助力度。总体看，近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援助推动了非洲的减贫进程，但程度有所不同。从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看，2017年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英国等国达到了发达国家在1970年联合国大会上承诺的对外援助标准（官方发展援助不低于其国民总收入的0.7%），而德国（0.67%）、法国（0.43%）、日本（0.23%）、美国（0.18%）等国仍未达标。

新兴经济体对非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南南合作起源于二战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虽然20世纪下半叶非洲大陆域外的发展中国家对非洲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国际援助，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影响力较小。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土耳其、巴西等国经济崛起，这些国家渴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加大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新兴经济体对非援助额由2011年的3.4亿美元升至2017年的5.2亿美元，其中2015年达到7.8亿美元。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属性，与对非传统援助方相比，它们囿于经济实力，对非援助金额较小，但其更强调援助主体和客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且在援助领域具有一定特色。例如，中国注重对非减贫人力资源培训、减贫经验分享；印度对非援助重点领域是健康、教育、水电能源开发利用、信息技术等；巴西以对非农业、食品安全、健康和公共管理等领域技术援助为主。这对国际援助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拓展了非洲减贫国际合作的渠道。当然，发达国家作为“南北合作模式”的一方，是非洲国家减贫战略与实践的重要外部支撑，其提供的援助资金和项目对非洲国家的减贫事业有一定推动作用。但发达国家对非援助存在国际援助价值取向、附带条件性、履约脆弱性、政治偏向性等缺陷，为非洲国家所诟病。而新兴经济体在对非援助体系中的出现，为非洲减贫国际合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合作主体。由此，在减贫合作领域出现的“南北合作模式”和“南南合作模式”在非洲形成减贫绩效的国际比较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