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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附近某街道为北下朱的商户开出优惠招商条件，让不少人动了易址念头。黄正兴赶紧向村子所属的福田街道党工委书记郑亚明汇报。郑亲自给龙头商户们开座谈会，承诺3年内不涨房租，才算稳住军心。

　　“还是希望能把这个业态持久下去。我有点担心，怕来得快、去得快。”郑亚明说。

　　当年，青岩刘也是福田街道重点打造的“网红村”，一度年销量达60亿元。而如今大商户都已迁离，村子冷冷清清。没人希望北下朱成为第二个青岩刘。

　　10月28日夜，郑亚明再次和商户开座谈会，待到10点半才走，从头至尾围绕一个问题：“你们到底希望政府做什么？”

　　最近他隔三差五到北下朱调研。听说村里筹办的“网红直播大赛”搁置，他承诺“一定会办”。这个上任不到3年的“80后”书记对网红经济态度开明，认为直播带货充分迎合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望引领义乌新零售的发展方向。

　　“这里面当然有鱼龙混杂的东西，政府需要去正确引导。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有效果的，可以让一些上升中的小主播扩大影响力，带来实实在在的业绩。”

　　不只是他，很多官员都对北下朱好奇。你在村里每天都能碰到某地县长、农业局长或妇联主任，甚至某个小国家的商务部长。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邮政局的领导也点名来北下朱。

　　郑亚明承认，早在北下朱发展微商时，自己内心还打个问号。随着北下朱体量越做越大，他改变了想法。

　　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严管“网红带货”。对此郑亚明并不担心：“北下朱大部分商户是好的，至少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他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北下朱缺乏优质“网红”，而根本上是缺少能打造“网红”的专业机构。

　　“换种方式赚钱”

　　北下朱并不是没有“网红”孵化机构，只不过都逐渐偏离原始意义上的“网红”孵化。

　　比如创业之家。徐超说，选择做培训是为了帮助和自己一样的需要脱贫的人，但当他慢慢发现，当初请教自己的人，后来轻松每年纯进账几百万，而自己却把带货生意彻底撂下了。

　　他们打算改变服务对象，不再针对个体，而是对接生产商的销售部门——后者能开出的价码显然高于草根们。

　　而另一家规模较大的机构，位于村子最佳地段、菜市场二楼的红播会，将商业收割目标转向渴求直播带货的偏远农村。

　　27岁的负责人何岩萍原本从事金融业。她的理念是，当所有人都千方百计挤进一个行业时，就得想办法换种方式赚钱了。

　　“现在很多人排队想知道北下朱的商业模式，那我就卖这个技术。”她打算选择一些有创业意识的农村输送体系，让它们变成了第二个、第三个北下朱。

　　前不久，湖南某农村主动对接红播会，1000人的培训，每人交学费940元。“直接收学费，不比帮人带货更容易吗？”她觉得带货不是目的，品牌变现才是。

　　有人抽离，也有人继续入场。

　　10月29日，27岁的东北小伙郭立宾走进郑亚明的办公室。他是安若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坐拥470多万粉丝的“网红”安若溪的幕后操盘手。

　　最近他们受邀到北下朱直播几次，几乎次次卖断货，轰动全村。郑亚明在现场观摩过，从不看直播的他，那晚也跟着下单抢了根5.27元全国包邮的口红。

　　“您有一个新订单！”郭立宾的手机不断发出提示音——有人正在购买他们的产品。

　　他来找郑亚明，是想正式入驻北下朱，获得一块理想的店面和醒目的广告位。“也希望带动北下朱的创业者，把北下朱打造成真正的‘网红’第一村！”郭立宾说。

　　郑亚明正打算在村里设立一个公共的孵化平台。“就请你们团队来打造如何？”他问郭立宾。郭一听，立刻答应。

　　“您有一个新订单！”郭立宾手机仍响个不停。

　　当晚，他要开直播，需回村筹备。郑笑着送别：“那就欢迎你们团队抓紧来，我们会为你们做好服务！”

　　直播从夜里9点开始。一开播，直播间瞬间涌入几千人，逐渐过万。

　　只是中途出现意外：为和一个大主播连麦，郭立宾刷了25万元，可有人刷了一百多万元，郭只抢到排行榜第三，导致安若溪等到12点半才连上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