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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电视节目收视份额当中占据最高关注度的一直都是电视剧以及娱乐与新闻三种类型，随着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严肃新闻也不断朝着故事化、个人化的传播策略转移。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当中判断：“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②尽管波兹曼的论断中有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偏激成分，但是在各种现象级娱乐节目不断刷新荧屏的今天，对于节目中主流价值观的传递和引导依然是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必然要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人民心声、传递主流价值。只有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鼓舞人、激励人、感染人，也才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③。

广西卫视《第一书记》栏目以驻扎于村落的“第一书记”的视角，展示了共产党的干部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扶贫帮穷任务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任劳任怨、不断攻坚，将一座又一座村落头顶的贫困帽子摘除，切切实实解决了大量贫困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的故事。他们用切身的实际行动，给所有电视观众展现出了不顾小我、全身心投入于大我的人民公仆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强调：“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第一书记》正是对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干部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记录和播出，传递出温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给深陷于娱乐节目的洪流中的电视荧屏注入了一股清流。

二、《第一书记》在新时期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广西卫视立足实际、不断求变、大胆创新，在新时期多元化发展的探索中逐渐开创出一条“乡村+公益”的发展思路。然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第一书记》也遭遇到了来自于“主旋律”与“接地气”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目在受众群体当中较为持久的关注热情。

（一）主题先行，减少了普通观众继续审视的时间

诚如上文分析，由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关照以及良好呈现，《第一书记》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份极具营养价值的精神食粮，在整体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今天，其意义显得更加重要。然而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与电视节目的观看者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其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存在区别。电视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作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主要收视主体而存在，家庭成员日常的生活状态、关注与讨论的话题会更多地集中在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当中。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的舆论场，可能会更多地关注一些主流群体所忽视的鸡毛蒜皮一类的小事。诚如邹振东学者在《弱传播》中所提出的：“舆论场的重力逻辑和生活场的不一样。生活中重要的，舆论场未必认为重要；而生活场不重要的，舆论场却可能觉得非常重要。”④因而所有人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主旋律的东西，在舆论当中却最不容易传播，相反，一地鸡毛却更容易上天。

主流的价值理念，一般已经在普罗大众中形成共识，不存在继续讨论和思考的空间，因而也没办法在舆论当中形成活跃的元素。这当然并不是说主旋律的价值传递不重要，而是可能要换一种传播的方式和策略，尽可能用多种手段来调动观众的注意力，并引导其思考，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二）强者视角，拉开了普通观众与之认同的空间

央视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自2014年开播以来，一直以较高的收视率获得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该节目也是将“电视”与“公益”相结合的节目典范，其中有很多的制作策略可以给我们比较好的启发。

与《第一书记》以驻扎于乡村的干部为主体的个人化叙事视角相同的是，《等着我》的叙事主体同样是一个个有着各自悲欢离合故事的个人，然而这些个体却与《第一书记》中的个体特征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书记》中的个体，从一出场就带着共产党干部的使命，其在扶贫、扶弱的工作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都让其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整个社会群体当中的“精神领袖”。而《等着我》的叙事主体几乎都是连普通的亲情都难以得到满足的可怜人，他们在年复一年的寻亲过程中致贫致弱，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按照舆论的弱传播法则，现实生活的强者会成为舆论世界的弱者，反之现实生活中的弱者则会成为舆论世界的强者。《等着我》节目当中的弱者，会赢得电视机前更多观众的关注与同情，会在茶余饭后给观众以更多的谈资，从而占据舆论阵地当中的主战场，这也是该节目能一直获得较高关注度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