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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选手在社会中具有多重的角色标签，节目中给予选手的角色标签只是她们社会身份中的一个，节目组选择突出性别的角色标签起到了强化性别差异的作用。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女性站在舞台上，在潜意识中是做出了巨大牺牲、万般选择的，这要比男性困难得多。节目也通过突出性别标签来建构女性形象，渲染女性选手站上舞台的不易，起到强化受众记忆的效果。

（三）被弱化的“女性”

虽然女性在《中国新说唱》节目中处于“在场”的状态，但这种“在场”是被“弱化”的。节目没有将女性选手与男性选手放在同一水平进行竞争。从60s环节的比赛顺序上，通常第一位女选手出场后，下一位出场的也必定是女选手，并且节目镜头会有意识地推向同性选手，而她们的镜头在男选手比赛时很少出现。不仅如此，在女性选手比赛结束后，都会出现同性选手的评价，而这些选手的评价没有或很少出现在男性选手的评价之中。虽然节目组并没有明确表示通过这样的方式放大同性之间的比较，但在某种程度上会起到强化性别比较的效果。

显然，《中国新说唱》这档节目在“女性主义”的掩盖之下，有意无意地展现着男权色彩。无论是对女选手的凝视、节目中建构的女性形象、被弱化的女性状态还是被边缘化的“在场”状态，都是一种“男权”的隐喻，女性只是被看到、被关注，女性主义在节目中没有真正地表现出来，只是处于消隐的状态。

（四）被边缘化的“在场”

女性说唱歌手是说唱文化圈中的一类人群，是说唱这一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这一类的文化中，男性说唱选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有不少女性说唱爱好者存在，她们构成了说唱文化圈中的女性群体。但通过研究发现，说唱文化圈中男性通常处于话语主导地位，女性并不是说唱文化的主体，她们处在边缘化的“在场”状态。

《中国新所唱》节目中，女性说唱选手同样只是极少数。从节目第一期开播到节目结束，包括导师邓紫棋在内，只有不到10位女性出现在舞台上。60s环节和1v1环节过后，女性说唱选手只剩刘柏辛一人加入张震岳、姚中仁战队，并且一直走到最后的决赛环节。刘柏辛成为了这一群体的代表站在舞台之上，拿到第4名的成绩。显然，节目组注意到了女性选手的存在，并且从节目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女性都存在于每一期的舞台之上。无独有偶，《中国新说唱》之前的《中国有嘻哈》节目中，潘玮柏战队的女性说唱选手vava也是以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舞台之上，拿到了第4的成绩。

然而，从节目受众对选手的评价来看，刘柏辛关注度与支持度并不高。在总决赛第一轮中，刘柏辛的网络投票只占5.9%，处于4位选手中的最后一名，并且最后止步于此，只拿到第4的成绩。由此可见，虽然女性说唱选手在节目中处于“在场”的状态，但关注度相对男性选手低很多，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在场”状态。

四、结语

作为一个亚文化色彩类的综艺节目，从节目的播放量、讨论度等方面来看，《中国新说唱》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青年亚文化也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了广泛关注。节目组同样也关注到了女性选手，节目通过女性在节目中的形象、话语等方面，塑造了一类与大众女性所不同的女性群体，她们是独立的，有个性的，不受束缚的。这对女性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必然是有着积极效果的，女性主义的意识在节目中显现。

注释：

①晋碧璇,杨誉芳.网络选秀节目《创造101》对女性形象的建构[J].视听,2019(01):50-51.

李正奥.网络综艺节目中青年亚文化特性表达[J].中国报业,2019(02):19-21.

②国家广播电视监管中心.2018网络原创节目发展分析报告(网络综艺篇和网络剧篇)[R].北京.2018:2-3.

③[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睿人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7.

④[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46.

⑤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