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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研究所原设有图书室，图书来源，一是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的书；二是地质学家们多方筹集；三是工商部出资自行购买。地质研究所停办后，图书室移交给了地质调查所。地点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三间屋仅有专业书刊400余册。1922年，丰盛胡同3号用作地质陈列馆（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之用。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国外同行，多方汇集标本收藏于陈列馆。

　　募捐换来图书馆和办公楼

　　令人痛心的是，地质调查所成立之际，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最混乱之时。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司胡同9号院正对大门的图书馆，全赖丁文江、翁文灏积极呼吁奔走，由社会热心人士筹款而来。

　　9号院内的老住户向记者介绍，图书馆大门内侧东墙上还有当年捐资者的纪念牌匾，可惜被杂物遮挡。记者从旧大衣柜的缝隙间依稀看到“……利天下之事而或以言得少之，历代虽……”的字样。

　　在古老胡同中拔地而起的小楼并不显突兀，此楼由德国雷虎工程司行承建，“雷虎制造”现北京仅存此一处。国内外有关学者曾以此研究中德建筑文化移植的背景和观念，讨论中国传统建筑对德国建筑师的影响。他们说：“所有这些建筑物，不仅是中国建筑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

　　当然，此楼对中国人的影响，远在建筑之外。

　　这座图书馆一经落成，就目睹了中国科学界的重大历史事件。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创立大会在图书馆的一楼举行；5月26日，李四光在这座图书馆里宣读了他的第一篇冰川学研究论文《中国更新世冰川作用的证据》。

　　1922年7月17日，地质调查所举行了盛大的图书馆及陈列馆（丰盛胡同3号院）开幕典礼。

　　代所长翁文灏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近百年后的2013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科技梦中国梦》展览上，第一次向公众公开明确：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

　　险些错过“北京人”

　　翁文灏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开幕式上，此刻他正前往欧洲参加国际地质学大会。

　　这次地质调查所历史上少有的“造势”，也是事出有因——不久前，一度盛传的机构裁减名单上，地质调查所赫然在列。

　　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前财政总长梁启超、前农商总长张謇、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农商总长张国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八人联名上书农商部，认为“地质调查所，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且闻该所用人极严，办事认真，洵为近时官立机关中所仅见。兹者政府裁员减政，自有权衡，惟该所办理有年，成绩昭著，似不应在裁减之列”。呼吁予以保留并维持而发展之。

　　一个学术机构的存废，能引起全国学界和实业界众多高层强烈反响，这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由此也可见地质调查所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虽然机构保留下来了，但是经费还是越来越少。翁文灏为维持已有规模和水平，首先是控制新增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对想进所工作的新毕业大学生，制定了极苛刻的标准。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地质调查所集中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却也容易造成一些人才因一时表现不佳而丧失发展机会。譬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并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

　　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就报考地质调查所，翁文灏限于经费之困，只让他先去做一项课题研究，有了成果方有报酬，结果裴文中研究无果。第二年，贫困交加的裴文中再次求到翁文灏门下，恰巧领导周口店野外挖掘的李捷另有任务，翁文灏才把这个艰苦的工作给了裴文中。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裴文中的智慧和能力，但回想当年险些失之交臂，谁又能不感叹科学在金钱面前的委屈和无奈。

　　裴文中雪中送炭

　　在努力节流的同时，翁文灏也积极寻找“开源”渠道。经过翁文灏、丁文江的多方努力，地质调查所争取到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