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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取自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第一化石点的灰烬标本，成为北京猿人使用火的最有力证据。用火是人类群居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飞跃。人类掌握用火的技巧后，不仅用以取暖和保护自己，而且在改变饮食习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红色灰烬标本现展示于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人”失踪之憾

　　曾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院士，在回忆文章中称，“‘北京人’发现之后，也正是新生代研究室‘走红’之时”。

　　肇始于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特意把今年4月的90华诞庆（新生代研究室创建于1929年4月）推迟到12月2日与“北京人”同庆，亦是纪念周口店的研究源头。

　　当年主持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192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揭开了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历史新篇章，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学科。在抗战期间，杨钟健在云南省禄丰县发现了许氏禄丰龙化石，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研究、发表、复原、装架，极大振奋了国民士气。电影《无问西东》里在山谷中上课的西南联大学生，围着的恐龙骨架就是许氏禄丰龙。现作为“镇馆之宝”陈列于中国古动物馆二楼展厅。

　　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地点，除了兵马司胡同9号院，还有一处是协和医院。

　　和地质调查所的命运多舛一样，在兵马司胡同9号院一鸣惊人的“北京人”，1941年12月8日从协和医院，从世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

　　尽管北平沦陷后，兵马司胡同9号大门口换了一块“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大牌子，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但维持了三年多后，随着日美关系日益紧张，大家也开始惶惶不安。

　　在协和医院主持研究工作的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和裴文中于1941年初开始奔走协调，最后达成一致——通过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把“北京人”头盖骨运往美国研究机构暂存。

　　魏敦瑞于1941年4月随美国撤侨离开。临行之前向助手胡承志（后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员，2018年去世）交待，“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准备运走，何时装箱等候通知。他还让胡承志将1929年发现的第一块头盖骨和1936年发现的两块头盖骨都做模型寄给他研究。

　　魏敦瑞走后的两三个月，胡承志将做完的两个1936年的头骨模型依次寄往美国，第三个模型——即裴文中1929年发掘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1941年10月自邮局交寄后却一直未能寄出。

　　1941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最后一个女秘书息式白（Claire Hirschberg）跑来告诉胡承志，博文(Trevor Bowen，协和医学院总务长)让把“北京人”化石装箱，然后送到他的办公室去。请示过裴文中，胡承志一一细致打包装箱。其中包括，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3个山顶洞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残下颌骨13件，上腕骨1件，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肩胛骨3件，膝盖骨3件……所有这些最后装在两个大箱子里，由胡承志在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B楼交给了息式白。此后，再也没有中国人见过这5个“北京人”了。

　　胡承志把两木箱化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据说第二天博文就把这两箱化石运送到美国公使馆，然后随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赴秦皇岛等候撤退。在这之前，美国从菲律宾调了哈里逊总统号（S.S.the President Harrison）来秦皇岛接海军陆战队。这艘船先抵上海，停泊在吴淞口外，正待开往秦皇岛。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该船被日军改作运输船（后于1944年被美国潜艇击沉），与此同时，美海军陆战队全都被俘，“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成了一个跨世纪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