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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小院师生与曲周农民在一起。
　　资料照片

　　调研手记之一

　　从前的日子

　　2019年1月24日

　　农历腊月十九 阴

　　2小时高铁，再转1小时汽车，从北京来到曲周。

　　同行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站长江荣风。

　　他告诉我们，早些年，到曲周不容易。晚上11点多上车，从北京永定门出发，绿皮火车，咣当咣当一整晚，第二天一早6点多才到邯郸。等两小时，再赶每天唯一一班汽车，到曲周实验站，已是中午。

　　正值隆冬时节，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地里光秃秃的。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还没回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零星地办些年货。

　　王庄村，一个华北地区典型的小村庄。这里，绝大多数农户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收成还好，但很难有太高的经济收益。

　　我们赶到时，村委会的会议室内，村支部书记王浩明正带着大家商量明年的打算。

　　“大家想想，明年继续种小麦、玉米，还是种果树，搞采摘园，种甜叶菊？”

　　“我看去年甜叶菊收购价不低，6块钱一斤。如果能解决销路问题，利润不小。”

　　“甜叶菊成本高，如果把除草问题、晾晒问题考虑进去，成活率要到80%才能有赚头。”

　　“可以先找农户种十亩试试，规模大了，还可以搞合作社。但小麦和玉米不能放松，还得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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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中，明年的种植大体有了方向。

　　讨论的人群中，老支书王怀义是年纪最长的一位。王怀义今年83岁，身体硬朗，记性也好。我们说，想听他讲讲这里过去的事。

　　王怀义点点头，点起一根烟。烟雾中，46年前曲周的景象，一点点浮现。

　　曲周盐碱成灾，是出了名的“盐碱窝”。据曲周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曲邑北乡一带，盐碱浮卤，几成废壤”，这一样貌几百年来从未改变。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耧声响，不见粮归仓”，王怀义回忆，直到他小时候，曲周还是出了名的穷，农民吃的是苦野菜、喝的是苦咸水，只能靠从地里刮小盐卖钱为生。田地里，随处可见大盐疙瘩，最高的可近两米。那是农民刮土熬盐之后，剩下的废土堆积而成。

　　曲周的状况，也是整个黄淮海平原的缩影。

　　上世纪70年代，在整个黄淮海平原2.8亿亩耕地中，盐碱地占了1/5。每年，黄淮海平原的群众要吃国家返销粮30亿公斤。

　　手中有粮，心中才能不慌。1973年，抱病主持北方抗旱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一定要治理好北方盐碱地！”

　　就这样，一声令下，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老师，背着铺盖卷，从北京来到了曲周，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土治碱战役，拉开了一段用科技改变农民生产生活的历史，也铸就了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与曲周县群众一段长达46年的深情厚谊。

　　“老师们那时的生活条件艰苦哦，住百家屋、吃百家饭，”老王支书的普通话并不好，我们很难完全听懂，个别字词，要靠当地人做翻译。但有一句话我们听得真切——

　　“农大老师帮我们把土地变了个样，也把村里人的生活变了个样。没有农大的老师，就没有曲周的今天。这一点，曲周百姓，不敢忘，不能忘。”

　　调研手记之二

　　像土地爷开了眼

　　2019年2月26日

　　农历正月二十二 阴

　　正月十五刚过，仍是冬歇期。已有勤快些的农民在处理粪肥，为春耕做准备。

　　按老王支书提供的线索，也为更好探寻46年前那段历史，我们走进了曲周改土治碱第一站——张庄。

　　站在老师们住过的漏风、漏土、漏雨的“三漏房”前，我们很难想象，这几间没“根”的土房，竟是旱涝碱咸综合治理的起点？

　　我们的疑问，随着两院院士石元春的娓娓道来，一点点被解开。石元春是第一批来到曲周的农大教师之一，如今已88岁高龄。

　　讲述，从1973年夏天开始。

　　1973年6月，本应是麦浪滚滚、准备开镰的季节，曲周却沟渠纵横无序，不多的几块麦田里，散落着早衰的麦株。麦田里白花花的盐霜，满目苍凉。

　　中原腹地，竟遭受如此严重的土壤盐渍化，竟有这么穷的农村、这么困苦的农民，作为科技工作者，石元春心痛：我们搞土壤改良的是“地球修理工”，这里的地球皮肤生了癣疮，发生“溃烂”，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就因这一个念头，石元春、辛德惠、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黄仁安、陶益寿等7位农大老师，一头扎进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