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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一书中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英雄精神凌越反讽”。他还说，无论是但丁，弥尔顿还是沃尔特·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的信仰与我们多少有些隔膜，但惠特曼是我理解并热爱的。布鲁姆说，惠特曼式的英雄精神可以定义持续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我想，当我面对灾难，书写灾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方式所说的那样，要“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观望着，猜测着。”“我佯装为景象和暗示所迷醉，但我没有迷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这使语言获得在客观世界和想象世界剪不断往返的自由。“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中行动，在他的现实世界中行动，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观望”和“猜测”一个凡人、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演进一个伟大的英雄，这其实也是作者完成自证的过程。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对这种古老的信仰系统怀有相当的敬意。它的核心要义不是臣服于某个代表终极秩序和神权权力的神或教宗，而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这种信仰相信人的血肉与欲望之躯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美丽的灵魂。他们的神也是在部族历史上存在过的，与自己有着血缘传承的祖先和英雄。这种信仰与纯粹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的只是顺从，而前者却能激发凡人身上潜在的英雄品质。这和斯宾诺莎提倡的自然神性是契合的。斯宾诺莎说：“同深挚的情感结合在一起，对经验世界中显现出来的高超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表达或相信这种泛神的价值观，必须配合以一种诗性的语言。不是迷信，而是赞颂性的歌唱。我熟悉这样的语言系统。进入《云中记》写作时，我可以从我的叫做嘉绒藏语的第一母语中那种泛神泛灵的观念，泛神泛灵的感知方式转移到中文中来。这并不是说把这个语言系统照搬过来就可以了。一种古老的语言，它已不能充分胜任从当下充满世俗性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诗意与神性，它的一些特殊况味也很难在另一个语言系统中完美呈现，更何况在书写地震时，它还会有一整套科学的地理术语互相碰撞，这其中既有可能性的诱惑，同时也四处暗伏着失败的陷阱。虽然如此，我还是把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

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经验的超验性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不会由于对现实主义过于狭窄的理解，而因为执着于现实的表象与重现而被现象所淹没。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命的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如果将这种生动的感知转为到中文里来，也是我面临的一个考验，在这方面尚未完全变成一个概念与意义系统的古典中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伟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式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语言胜利。《云中记》这本书，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把眼光投向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正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进行很好情感控制的能力，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这种伟大语言所擅长的，需要真实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但更重要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而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思，最终还是要等待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过程中，词语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重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到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之外，捕捉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精灵般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或者这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只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暗示了什么，又什么也没有暗示。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木的词又复活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憾它，它会发出声音，新的声调会带来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词语是它的地基，词语是它的门户，词语是它的穹顶。写作就是召唤词语加入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新构建。哈罗德·布鲁姆列出三条好小说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审美的光芒”。我想这个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最后补充一句，我前面说到，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很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做中文。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非常伟大的滋养。谢谢大家。

(责编：赵光霞、燕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