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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建设。释放了鼓励自由市场经济的讯号。全民经商潮开始袭来，这股潮流不仅在电视剧中得到体现，也直接影响了电视剧行业的发展。

　　1990年《渴望》播出时，全国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超过一亿六千万台，这个数字代表着市场的容量，它是行业飞升的基础，但缺少助推的动力。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补上了这个欠缺。对郑晓龙来说，前后变化可以用作品的收益来证明。拍摄《渴望》时，40集的总成本是102万，播出后火遍全国，但卖片只收回了50万；《编辑部的故事》投资150万，播出后又在全国火了一遍，最终又只收回90多万。“之前根本没有市场，电视剧都是按固定稿费收的，一分钟10块钱的标准。”郑晓龙说。

　　市场的到来也很忽然。1993年，郑晓龙改编旅美商人曹桂林的自传小说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因为国内搭景达不到要求，故事决定在美国拍摄，预算随之上升，单位承担不了投资，郑晓龙便向银行申请贷款，当时文化产业几乎没有商业贷款的先河，几经周转，最终贷到150万美元，剧组启动。当时让郑晓龙心里有底的是，各个地方台开始有钱了，购片价与市场接轨，同时，广告也成为电视剧的盈利手段。

　　在新的市场规则下，《北京人在纽约》取得了良好的商业回报，次年还清贷款，还有40万的盈余。郑晓龙补充到，还款时赶上外汇并轨改革，贷款时美元汇率不到一比六，还款时汇率将近一比九，“即使这样我们还赚了钱”。《北京人在纽约》是郑晓龙对出国热的反思，那是全民经商潮的变种，人们既希望开阔眼界，又向往快速完成财富积累，这个心态是市场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

　　与《北京人在纽约》同在1993年播出的，还有一部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电视剧《我爱我家》，相比前者，它用更戏谑的态度表达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也成为京味喜剧的巅峰。

　　“商人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电视剧里的必备角色，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写照。在市场经济初期，商业领域最初的荒诞和无序渐渐被修正，这类角色也在荧屏里完成了自我升级，形象从市场掮客进阶成民企老板。李成儒曾在采访里回忆这些角色，客串《编辑部的故事》的骗子商人时，剧组主创都惊讶赵宝刚从哪里找来这么个演员，北京话纯正，又了解那一套做派和话术。赵宝刚告诉主创，人本来就是老板，演戏就是过来玩玩。李成儒表示，那时他自己做生意，社会上商人和骗子比比皆是。”

　　《过把瘾》

　　《我爱我家》

　　北平和北京，用贫嘴凸显个性

　　1992年初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麦当劳在北京开业，这个西方都市文化的代表当天接待了4万多名顾客。快餐的味道是复杂的，从味觉扩展到心理，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改写，人们举家而来，迎接这座城市正发生，和将发生的变化。

　　这一年，两部关于北京的电视剧为这种社会心理提供了注解。先是《编辑部的故事》。作家王朔是这部电视剧的第一编剧，他标志性的语言风格在剧中得到了完美呈现，调侃古板口号，用贫嘴表达情感，成为了北京剧的特色，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一部分。

　　当然，只有对未来的憧憬是不够的，与新生活的建立同样值得讨论的是，老北京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延续。同年播出的《皇城根儿》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皇城根儿》与《编辑部的故事》一样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如果把这两部发生在相同时代背景，却指向相反的电视剧接续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人们对这座城市复杂而深厚的感情，那是由北京和北平共同组成的浪漫。

　　《皇城根儿》由当时另一位京味作家陈建功执笔，陈建功一直以描写优美怀旧的北京故事著名。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用一种更年轻的视角审度生活，那么《皇城根儿》则是用更古老的逻辑去迎接现实。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影响力如同佐证，《皇城根儿》的反响在当时远远不如《编辑部的故事》。它最大的贡献是推出了王志文和许晴这对荧屏情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