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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从前谁也没有听说过翻译片，更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搞翻译片。怎么能让中文台词和原片演员的口型一致，就成了第一道要迈过去的坎。

　　听说，曾经用过一种掐秒表的方法。列宁这段话，用了5秒钟，中文台词也说5秒。可还是不行。我5秒钟能说15个字，可体育解说员能说24个字。

　　等到我1950年9月进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今天的配音雏形。那就是口型员对着原片的口型，读翻译的剧本。那真是要功夫啊。必须眼快，看着陌生的翻译的剧本，马上和原片速度一样读出来。还要手快，要随手给多出来的字，画上记号。然后念下句，如果下句少三个字，要念“1、2、3”。否则，中文台词跟原片台词的位置就错开了。

　　所以，孙道临给我起外号，叫“残酷的123”。例如“今天的天气多么好啊，咱们去野餐吧。”前面9个字，后面6个字。可原片是4个字，9个字。我就要念成“今天的天，咱们去野餐吧123”。根据字数可以改成“天多好啊，咱们到郊外去野餐吧”。中文字多的时候，不能把主要意思删掉，需要加字的时候，不能让人觉得累赘。

　　有一次遇到一句台词——“靴子里有盏灯”。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灯怎么能放在靴子里？靴子会不会翻错？翻译说：“绝对不会错。”直到后来，看到画面中的人从靴子里拿出一把手枪，我们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手枪的牌子。就像我说，“我抽屉里有白猫”，我指的是我抽屉里有白猫牌洗衣粉，而不是有一只活的猫。

　　由于我们的精工细作，台词与口型丝丝入扣，有一个山东的解放军战士写信来问我：“你们的影片，是按台词修剪过的吗？”我赶快把信拿给翻译们去看：“这是对你们多么高级的赞扬啊。”

　　老厂长陈叙一为了提高剧本的质量，为了人才能快速成长，订立了一种制度叫“编辑制”。

　　就是一个年轻翻译翻的剧本，往往派一个有经验的老翻译当剧本编辑。由编辑负责修改剧本，回答导演提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小翻译，导演和口型员也会一块参与分析剧情、斟酌台词。有时，你想起一句好词，他受到启发，想起一句更妙的，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忘记了吃午饭。大家都从中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我们上译厂的“大学”特有的“课堂”。

　　记得有一天上午是录日本电影《雾之旗》配音的最后一个班。中午陈厂长要赶着直接从厂里去机场。赵慎之的一场戏要又哭又喊，她被误认为杀人犯。于鼎配检察官，当中插几句话。老赵准备得很充分，可是，老于不是口型不对，就是台词说错。真是急得我“七窍生烟”。一怕老赵这样的激情戏，录多了激情就没了，更怕误了老陈的行程。

　　下一场戏是毕克和小丁（丁建华）的，主要是毕克。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像往常那样，听两遍有声，听两遍无声，再录。后来，只给他们听一遍有声，就直接录音。终于，把时间抢回来了。

　　一名工作人员说：“苏秀啊，你实在把毕克逼得太狠了，给他买一根人参补补吧。”

　　现在我回忆起来，老于尽管“吃螺蛳”（指说错台词），但配出来的戏还是非常有味儿。现在，老毕、老于、慎之，他们都不在了。我们曾经在一个团队里战斗过的，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我好想你们呐。

　　（苏秀 注：作者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第一代配音导演、配音演员，写于2019年11月16日“上译厂70华诞”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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