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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由国家主导拍摄的民族纪录片，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问世后作为内部资料从未公开放映过。它们被放置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里，落满了灰尘。而与这批片子有关的创作者们，也几乎无人知晓。

　　40年后的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的学生观看了1957年拍摄的《佤族》。

　　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学者和渊当时是这个班的学生。他说：“影片中的搬演摆拍，让我们这些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纪录电影理论的年轻人，觉得影片惨不忍睹”。

　　但是，这部影片让他记住了一个名字：杨光海。

　　他的风格像费拉哈迪，但他从未看过费拉哈迪的片子

　　2003年3月，在昆明举办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后改名为“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记者注）上，播放了杨光海拍摄的《佤族》《鄂伦春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三部片子。影像展闭幕时，组委会向杨光海颁发了“云之南奖”，一枚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滇王金印”的复制品。

　　这个影展经过媒体的报道，杨光海等一批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影人，开始重回公众视野。

　　那次影展上，杨光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对半个世纪前深入高山深谷、原始丛林拍摄回来的片子，心怀遗憾。他反复说：“我没办法，我很遗憾，我很惭愧。”

　　最早研究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德国影视人类学家瞿开森，认为杨光海拍摄的风格很像西方“纪录片之父”费拉哈迪（Robert Flaherty）。“但老杨从未看过费拉哈迪的片子，这让我很惊讶。”瞿开森说。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也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光海受到的西方教育仅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训练班上，与荷兰电影导演、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交流过。

　　杨光海的知识，大多靠自学和领悟。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的启蒙，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拍完《苦聪人》后，林耀华审片时，问了他很多问题：苦聪人有没有胞族、氏族，他们的婚姻、丧葬和重大节日是什么。“我蒙了，答不出来。”

　　为此，杨光海等摄制人员又辛苦跋涉返回牛塘寨，补拍了一些内容，前后一年才完成《苦聪人》的拍摄。

　　《苦聪人》完成后，已有民族学人类学意识的杨光海开始不完全按照提纲拍摄了。

　　在此后多年的拍摄中，即使提纲上没有写到、合同里没有要求拍摄的，只要杨光海觉得需要抢救，他就拍下来。

　　1962年-1963年拍摄《鄂伦春族》时，杨光海用四季狩猎讲述了鄂伦春族由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变化，注重了民族学的内容，记录了他们的婚姻、丧葬、服饰、手工艺品等。这是杨光海最满意的片子之一，它被国外专家称为“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我拍片子既不仰视也不俯视，我是平视的角度。和他们吃住在一起，以族里人的身份来拍摄。”杨光海说。

　　对这批影片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副教授朱靖江认为，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民族志电影摄制活动，“前辈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作方法体系”；“这批影片在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为16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影像档案，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石”。

　　杨光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影片，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学术机构收藏，并被译制成英文版传播研究。

　　将参与者的名字编入书中

　　1989年5月2日，德国弗莱堡的一个人类学电影学术交流活动上，仅有3个人的中国代表团在影展上播放了5部中国影片，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们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电影一无所知。”德国弗莱堡市立电影院负责人科贝说。

　　杨光海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是经由原《环球银幕画刊》副主编、德语翻译冯由礼的推介而来，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杨光海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佤族》剽牛的镜头，与会者表示敬佩，认为拍得真实自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外国学者向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西方导演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将影视手段最早应用于民族学研究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