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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杨光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他得以重操旧业。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的纪录片已不被关注，民族学尚在复苏之中。杨光海孤独前行，自己买了摄像机，坚持拍片。直至退休，他共拍摄人类学纪录片40余部。

　　1981年，因杨光海拍摄的影片引起争议，他所在电影组撤销，电影器材、工作样片“胡乱入库”。杨光海痛苦愤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成了闲人的杨光海，开始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民族纪录片文献资料的整理上。

　　由于民族纪录片的摄制参与部门甚多，相关的拍摄提纲、分镜头剧本、解说词等，没有专门的机构集中保管，散落各地，有的甚至已经丢失。

　　杨光海给当年参与拍摄的人写了30多封信，他们纷纷给杨光海寄来收藏多年的文件、文本、信件等。对一些只字未存的影片，杨光海听着影片的录音，一句一句抄录解说词。书稿送到印刷厂，有的印刷字迹不清，他又花了3个月时间抄写成手稿，再拿去付印。

　　在领导和同仁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两本著作，终于作为内部资料在1983年以铅印本问世，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基本资料。

　　做这件很吃力而且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杨光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觉自愿干的。我年纪大了，应尽快把资料整理出来，留给后代研究。”

　　他还有个心思，编书的时候，“添加参与者的名字”。按照当年影片拍摄时的规矩，每部完成的片子都没有职员表，只写xx调查组的名称。这一愿望在2015年实现，《中国民族社会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加入了杨光海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的参与者的名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鲍江记得，杨光海最爱说的一个词是：通力合作。在杨光海看来，这个以国家力量主导的拍摄活动，强调的是“合作”：与学者的合作、与当地干部的合作、与兄弟民族的合作。

　　他们认为，没有杨光海的坚持，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命运必然有所不同。

　　学术界的抢救行动

　　研究中，郭净意外发现，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名称，改为“民族志电影”。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的概念。”郭净认为，它表明杨光海等少数学者，已经觉察到中国民族志电影发生了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主导者，学者和学术群体将成为学科发展的推动力量。

　　进入2000年以来，一批学者意识到，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先行者正在老去，撰写口述史、留住他们的影像、整理他们手中的资料，刻不容缓。

　　2008年岁末到2009年初，鲍江用DV录像的方式，对杨光海进行了访谈，并出版《你我田野——倾听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

　　2011年，郭净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访谈了9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并出版《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他们是：杨光海、徐志远、谭碧波、杨毓骧、蔡家麒、曹成章、刀永明、刀述仁、杨俊雄。

　　2009年，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尹绍亭主编的“田野中国丛书”，收录了杨光海的专著《民族影志田野集录》；201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资深出版人尹杰为杨光海编辑出版了《镜头中的民族记忆》《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

　　20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谭乐水，带着他的父亲谭碧波等早期参与过民纪片拍摄的老人，重访过去的民族村寨。在跨越半个世纪的影像对话中，记录民族社会的变迁。这些片子拍了近20年，谭碧波等老人已经去世。这部《60年后的重访——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起点》即将出版。

　　2015年8月，朱靖江策展的杨光海民族志影像展，在大理摄影博物馆开展，这是84岁高龄的杨光海生前最后一次重返故乡大理。他向博物馆捐赠了近500张照片，3部纪录片的拷贝。博物馆馆长赵渝说，“苍山洱海将永远铭记他的光影人生”。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组委会，向杨光海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颁奖词写道：“杨光海先生的系列作品是中国现代民族志影像实践的起点，并奠定该领域的严谨性与高度。此后，对于民族志影像创作的坚持，使他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

　　身着一件陈旧卡其色外套的杨光海，在星光耀眼的颁奖台上说：“这一辈子值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文凌）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