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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数据优化了政府民生服务方式。浙江的“最多跑一次”、广东的“粤省事”、江苏的“不见面审批”等都是突出代表。以“粤省事”为例，通过对接政府部门100多个业务系统，可一站式查询办理541项高频服务，改变了部门之间彼此分割的状况，提高了服务效能。

　　第三，大数据推动“互联网+监管”模式不断创新升级。大数据分析和图像识别等技术为政务监管、公共安全等领域提供了有力支撑。比如贵州的“数据铁笼”，通过数据的平台化、关联度和聚合力共同作用，开展监督检查和技术反腐，有效改变了“靠人管理、靠人监督、靠人执行”的传统行政模式，变人为监督为数据监督，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

　　黄璜：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成效，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第一，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大数据、数字政府与改善民生、优化营商环境联系起来，使大数据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二，全国很多地方都成立了政府大数据治理机构，这些机构有编制和制度保障；第三，“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政务数据共享工程等都逐渐从倡议变成事实；第四，移动端正在成为数字政府的重要渠道，通过智能手机App，群众办理事务的便捷性大幅提升。

　　王露：大数据已经帮助政府实现了风险预警、智慧警务、智慧城管、舆情监测等许多方面的应用。比如，我最近调研的“综合涉税平台”，是面向税务部门的大数据服务产品，可以使政府既掌握第一手的纳税人经营状况，同时又通过对大量企业进行大数据综合分析，勾勒出区域经济发展的精准趋势。另一方面，海量经济行为的完整记录，使得经济数据的分析更加趋于真实，可以帮助政府实施行业动态监测，制定科学管用的政策。

　　3.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

　　光明智库：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近年来，政府部门在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方面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黄璜：过去，一些领导干部对大数据、互联网的认识不足，现在他们已普遍认识到，在工作中要敢于并善于运用大数据。不仅包括主动利用互联网互动对话，还包括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提取社会意见，把有觉悟、有热情的公众吸引进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当前，尽管有些干部认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但面对大量的数据常常无从下手。我建议，在分析数据时要抱有探索精神，不要预先设置结论；同时，不能唯数据论英雄。一方面，要认识到数据不是万能的，数据分析也可能有缺陷，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另一方面，不能把数据作为检验工作绩效的唯一标准，要考虑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避免给基层单位和百姓增加“数据负担”。

　　杨嵘均：当前，领导干部在大数据思维养成、大数据本领提升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然而，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孤岛思维”仍然存在。大数据时代，不但要立足于数据的“大”和“多”，更要依赖于数据的“流”与“享”。部分领导干部仍放不下“数据开放不安全”的固有思维，挣不脱以职权为中心的部门分工体系和思维局限，造成了数据“动不起来”、无法共享。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动态化的数据流转与大体量的数据规模，采集分析法治数据、依靠大数据开展法治等成为领导干部本领提升的重要维度，在这些方面，部分领导干部仍需加强自身素养。

　　孟庆国：我们在用好大数据方面还有三块短板要补齐。

　　一是数据基础比较薄弱。传统政务工作是以业务或事件为核心开展的，工作材料往往以档案文件的形式留存，对数据的关注程度不高。这就造成了大量政务数据资源分散在诸多文件和系统之中，难以提取。二是认识水平仍有待提高。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尚未把大数据和自身工作紧密结合，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同时，在汇聚数据、使用数据的过程中安全意识不强。三是数据的权责有待明确。目前，由于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对政务工作中大数据的汇聚和应用造成了阻碍。

　　王露：综合来看，借助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方式变革正当其时，但一些现实问题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