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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劳动关系角度看，2014年前，由劳务公司招募进厂的一般为派遣工，待遇远低于正式工，还面临随时被辞退的风险。随着2014年实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对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进行了三性（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10%派遣比例的限制，原有超比例的派遣工也被迫改为劳务外包。

　　刘大卫指出，由于法律还未对“外包工”做出明确界定，目前劳动力市场中“假外包、真派遣”现象大量存在，假借“小时工”之名的正是这种。

　　而企业内部也本没有“小时工”概念。周丽说，工厂给劳务公司的费用是统一打包，包括招募费、工人工资、社保、奖金等，而目前市面上所谓“时薪”“返费”，都是劳务公司下的中介重新配置的结果，各时段高低不一。

　　这些做法给企业也带来了管理麻烦。有时，员工们在不同时段通过不同渠道进厂，结果一交流，发现彼此时薪有差距，低价工自然不满，很可能立刻离职。

　　为此，周丽今年特地花了不少功夫做宣传材料，就是为了把各种用工“套路”给员工解释明白。“一些以低价进厂的小时工，虽然时薪21元，但几个月价格不变，而那些32元每小时的工人，可能中介只承诺一个月高价，后面还是按同工同酬。”

　　周丽算过账，对工人来说，所谓高价小时工其实没有传说中“划算”，因为正式工除月薪，还有各种津贴奖金福利，但小时工因为在职时间过短，常常无法享受。

　　胡峰坦言，由于短期工大多属外包性质，劳务公司往往默认不为他们缴纳社保，而是将现金返到工人手上。“有工人一听要缴五险一金，还不肯干呢！”刘强说。

　　“人不能只顾眼前。”29岁的湖北人赵斌自认是少数清醒者。前不久，他因为和领导不睦，从工作了两年的工厂离职，但接下来他还想找正式工，好把社保接上。

　　一个雨天，他坐在中介所里“教育”周围无聊等待高价小时工的人们：“别的不说，我9月得了疝气，在昆山中医院做手术，医药费15000元，医保报了9000多元，还带薪休息20天。临时工短期内拿钱可能是多点，但这些，临时工有吗？”

　　“其实也不想干小时工，没个技术，总觉得在浪费时间。”一名年轻人在一边叹气。

　　身为“70后”，周丽常常不能理解新生代工人为何不愿做长期工人。她认为跟超前消费习惯有关：“他们喜欢每天有钱拿、有钱花。”

　　刘强觉得，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整体提高，许多“90后”“00后”吃不了长期呆在工厂的辛苦。“市场上的人并没变少，变懒了倒是真的。”他毫不客气地批评。

　　而张伟的回答则代表一部分工人的心声：不是不想长期呆在工厂，是年龄大了，身体熬不住。他之前干短期工，每次工期结束都得歇十天半个月才能缓过劲。今年，他体检血压偏高，很多企业将他拒之门外。

　　谋转型，求改变

　　作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解决方案，机器换人，已成业内共识。

　　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在昆山打造无人车间，搬运、剪料、钻铣等工序全部被机器人替代，温度高达38℃，还能在黑暗中运作。前不久，其旗下最大子公司工业富联的首席数据官刘宗长称，利用自动化技术，如无人物流、自动上下料、自动装配等，富士康在过去十年替代了近10万名工人。

　　辗转于长三角的工人们都发现，不仅富士康，许多工厂都变得越来越空旷。

　　宋霖的公司打算在配料部上几十台机器人，今后发展到焊接部门。尽管研发、维护经费高昂，磨合过程缓慢，但一切都在推进。

　　“理想状态是以后直接从大专院校招技术工人，不用一线普工。”她说。

　　然而，业内共同面临的难题是，机器人暂时无法取代某些高精度、灵活性强的手工活。

　　“特别是电子制造业，虽然很多也是简单重复劳动，但智能电子设备一年一个样，产线迭代很难跟上。而且自动化也有风险，机器一旦发生问题，可能导致整个订单报废。”周丽认为，这些具体技术问题不解决，周期性用工短缺仍难改变。

　　在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许继华看来，灵活用工现象是个别行业在节点性缺工情况下，由市场自然催生的解决方案，但也造成无序性的人员流动，不利于实现高质量就业。

　　“技能型人才培养很关键。”他调研发现，很多企业反映，现在急需既懂机电又懂软件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就是为了进一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为此，政府层面的行动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