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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王某擅自将涉疫情排查人员名单转发至3个微信群，致使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月5日，天津警方发布通报称，天津市一女子泄露涉及疫情的公民个人隐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七日；2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2月4日上午，郑某将多名曾乘坐某邮轮的游客名单（含个人信息）发送给朋友叶某，后叶某又将上述游客的个人信息转发至其所在小区的业主微信群内，海珠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依法对违法人员郑某、叶某分别处以罚款500元……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违规违法收集、使用、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及时向网信、公安部门举报。网信部门要依据网络安全法和相关规定，及时处置违规违法收集、使用、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以及造成个人信息大量泄露的事件；涉及犯罪的公安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

　　在朱巍看来，疫情期间，个人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医务人员或公职人员在接触患者、疑似患者时，可以在遵循法律、保证真实的情况下进行部分信息公开，目的是防控疫情。但泄露、偷拍并散播个人信息并造成不良影响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参照规范收集信息

　　坚持最小范围原则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为了公共利益而让渡个人权利，体现了人们的爱国精神；政府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则彰显了法治原则与人文关怀。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收集联防联控所必需的个人信息应参照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坚持最小范围原则，收集对象原则上限于确诊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一般不针对特定地区的所有人群，防止形成对特定地域人群的事实上歧视。

　　“发布确诊病患确诊前的行动轨迹应该尽可能详细，有助于密切接触者自我观察、及时就医，有的地方还发布了确诊病例的感染路径分析，便于公众加强自我防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认为，类似的这种信息公开只要没有指名道姓、不能识别特定的人，就没有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且尽到了善意提醒的作用，有助于寻找密切接触者和提示有关人员自我观察。

　　在朱巍看来，目前，基于大数据技术，公民可以查询实时防疫地图，这种直接或间接不可能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公开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程度的信息公开已经能够达到抗击疫情的必要性要求，没有必要再变成可识别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

　　朱巍认为，在疫情防治的特殊阶段，政府有关部门、医疗机构需要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但信息公开要有底线。

　　根据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通知，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

　　对此，朱巍认为，为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应当在收集和保管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防止信息被泄露。同时，疫情期间发布个人信息时，要尽量避免涉及个人；疫情结束后，应对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封存。

　　朱巍还提到，被侵犯个人隐私的当事人也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传播的信息若不属实，可要求传播者进行更改；电话号码公开后被骚扰，可要求公布者进行修改。

　　对于患者利用网络求助时主动公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行为，朱巍认为，选择公开隐私也属于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但不意味着他人可以违法使用这些信息。

　　专门立法亟待提速

　　遏制个人信息滥用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我国多部法律法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