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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医疗机构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除此以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都涉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不过，在朱巍看来，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因此，有必要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

　　刘德良也认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从现实角度看，缺乏可操作性，且会妨碍个人信息正常的利用。例如，疫情期间，存在隐瞒接触史及相关信息的人员，依照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若不公开其相关信息，可能导致他人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刘德良说，大数据时代，人们的信息都被N次收集利用。例如，手机App、银行等都在收集个人信息。公民不愿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主要是担心遭遇骚扰电话等问题。在理性的社会环境下，个人信息泄露并不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单纯的公开信息并不会产生危害。公众对于电话号码等信息并没有保密的必要性需求，被公开后也不必然出现被骚扰的情况。公布信息本身是中性的，公开的信息不会导致个人权益受到损害，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获取信息的成本。“担心出现的问题是信息滥用，而不是信息泄露。”

　　“防止个人权益受到侵害，要从信息不被滥用入手。”刘德良说，“我国目前在立法层面没有区分合法利用和违法滥用。大家普遍认为，个人信息控制论是一旦超出个人允许的使用范围即为滥用。其实，超出社会公众对于某一类个人信息正常的、合理的、符合期待或评价上的范围，应为滥用，也就是说，会对个人其他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因此，应当通过立法遏制个人信息的滥用。”（记者 赵 丽 见习记者 邹星宇）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