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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到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切身感受过，记者写不出冷静、细腻、生动的文字。记者的使命是记录真实的历史瞬间。救人的人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是本分

　　2月27日，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里，周宁医生成功给一位危重症患者撤下ECMO（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心肺机）后，看到病人缓缓睁开的眼睛，他兴奋地大喊了三声：“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活过来了。”

　　这三声“活过来了”，是对生命重启的惊喜。

　　原本打算剪辑成8分钟纪实片的我，改变了主意，将情感集中在撤机前的几个瞬间，剪了一段85秒的小视频。之后报社融媒体的同事再次浓缩至15秒，在抖音发布后迅速引起关注，短短几个小时就突破500万观看量，直奔千万。

　　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上了ECMO的病人往往九死一生。医生情不自禁的三声“活过来了”，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我第一次进ICU。我是一名文字记者，在这之前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发热门诊和医院行政区域，医生们通常在这两个地方接受采访。2月26日，得知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首位ECMO病人第二天要撤机，我便联系医院，请求进ICU拍摄照片和视频。

　　第二天，我拿着相机，跟着医护人员们忐忑地进了ICU。忐忑不是因为怕死，是怕自己拍不好，对不起医生们的救治。

　　进入ICU前，长江日报社记者王恺凝（右）按院感要求给相机包上保鲜膜。

　　虽然在这之前已经听很多医生说过ICU里的情况，但是亲眼见到所带来的冲击力远超“听说”。30个危重症，27个插管，所有病人身边都围着大小仪器，他们有意识，却无法说话，连提笔写字都是奢望。

　　周宁医生用“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来形容这位成功撤机的病人。由于氧压的问题，只有8床、9床两个床位可以使用ECMO。这位病人虽然住在8床，但是当时3床更需要ECMO，可在调整床位的过程中，3床生命体征出现不稳定，只得作罢。

　　结局一喜一悲：8床活了，3床再也等不到了。

　　ICU外，周宁跟我讲了这个过程。我这才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三声“活过来了”打动了我和数以千万的网友。

　　我以前一直认为文字记者不需要进ICU，其实不是。“以白衣为袍，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较量”，读者听过无数遍这样的话，但是医护人员们到底如何与死神抢夺生命？重获新生的患者经历过怎样的惊心动魄？没有到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切身感受过，记者写不出冷静、细腻、生动的文字。

　　长江日报社记者王恺凝在ICU采访。

　　这个星期我已经连续三天进到ICU，蹲点记录下一个抢救成功的危重症患者。ICU是“红区”中的雷区，是病毒负荷量最大的地方。有人问我怕不怕，我其实还好。每个职业有每个职业的使命，医护人员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记者的使命是记录真实的历史瞬间。救人的人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是本分。

　　中国妇女报社记者刘丽君：

　　方舱社区的人情味包围着我

　　微笑着期待，方舱患者坚强而豁达。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我也在这次采访中蜕变成长，明白了作为记者的那份“记录历史”的责任

　　3月4日，我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采访。尽管穿着好几层防护服，在穿过隔离门，进入污染区的那一刻，我的心还是因为紧张怦怦直跳。

　　进去后，眼前呈现的一切却让我渐渐平复。

　　早上10点，患者们都已吃过早饭，有的躺在床上休息聊天，有的围坐在一起追剧，有的一边溜达一边玩手机。大家脸上没有那么多焦虑，更像是在如常地生活。

　　我和几个患者聊了聊，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人生都因这次疫情遭到“重创”。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愿意微笑着期待，对生活抱有深深的感激，这份坚强与豁达，让我特别动容。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667床的聋哑人患者老胡，看到我是记者，就特别热情地拉住我，要给我拍照。

　　一直护理老胡的护士王丽萍说，老胡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虽然不能说话，但他一直用行动表达着感谢。“主动拍了很多我的工作照发给我。隔壁床位的病人出院了，还过来帮我消杀床位。”

　　在方舱，医护、患者、警察……他们可能原本素不相识，现在却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很多病人争当志愿者，主动帮着发盒饭、维持秩序，护士带着患者们锻炼身体……大家都在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体谅。这里虽然是一个“临时医院”，但更像是有着浓浓人情味的“社区”。

　　那天在方舱呆了两个多小时，出舱时，阳光特别好。那一瞬间我突然思绪万千，胜利将至，这和煦的春光，会照到每个武汉人身上。

　　中国妇女报社记者刘丽君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采访。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我也在这次采访中蜕变成长，明白了作为记者的那份“记录历史”的责任。

　　江西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吴萍：

　　一次提起十二分谨慎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