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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庆生

　　《孩子王》又要重映了——因被列入了中国电影资料馆“青春之歌”五月专题放映的片单，这部1987年的影片即将再次与观众见面。策划文案显示：“青春之歌”专题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放映活动之一，旨在“展示建国70年来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青年建设新中国和热情生活的故事”。这个颇具年代感的表述提醒人们，距离这部艺术电影经典的问世已悄然过去了三十二年。

　　多灾多难的“孩子王”

　　《孩子王》当年带给陈凯歌的是近乎灾难性的体验。在云南拍摄一个多月却因摄影机出问题全部报废，陈凯歌不得不用自己的知青经历来鼓舞大家不至于中途撂挑子，与西影厂的制片人相处不洽导致剧组龃龉不断。更糟糕的是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铩羽而归，还被电影记者评为“最令人厌倦的影片”并授予“金闹钟奖”，这一令人难堪的事件因被国内《参考消息》报道而广为人知。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月之前，张艺谋的《红高粱》刚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成为获得欧洲电影三大奖的“中国第一人”。同年的金鸡奖评选，大出风头的是《红高粱》和张艺谋主演的《老井》，陈凯歌仅获得安慰性的“导演特别奖”。《孩子王》在国内据说只卖出三个拷贝，与席卷国内票房的《红高粱》可谓云泥之别。这一切恐怕都令心高气傲的陈凯歌内心倍感挫败。

　　“三王”的“从影之路”

　　在阿城的经典名作“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中，《孩子王》是第一部被改编为电影的，《棋王》随后被改编成了滕文骥和严浩两个版本。罗大佑为严浩版创作的主题歌《爱人同志》在内地一度风靡。“三王”中只剩下《树王》一直没被改编，直到去年才由田壮壮启动了拍摄计划，影片是否能最终完成尚未可知。

　　相同的云南知青经历，对那段经历的相似体悟，以及相近的思想和审美旨趣，是陈凯歌对阿城小说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阿城的“三王”对那段历史无疑是否定的，而其表达却相对隐晦，历史的创伤、个体的情感隐藏在精微简约的淡然白描式文字之下，用小解构大，用真实解构虚假，用世俗解构崇高，却对超然的古典精神境界心向往之。而在《少年凯歌》中，虽结论是“我的青春无遗憾”，但借助自剖与观察，陈凯歌则相当直白地描述了那个年代对自然、个性、人性乃至生命的压抑、扭曲甚至毁灭。在阿城眼里，“文化制约着人类”，“三王”的落脚点是表层叙事背后的民族文化与心理，其作品常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组成部分。而陈凯歌则从《黄土地》开始，就呈现了对于民族文化宏大叙事的兴趣——这与其说是第五代的特征，不如说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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