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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歌到底强悍”

　　阿城并未参与影片的改编，这应是陈凯歌保持其创作自主性的有意选择，而结果也正如阿城所说，“凯歌到底强悍，不受影响，拍成自己样式的电影。”不难发现，在文化隐喻层面，陈凯歌与阿城的确存在差异，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关键性的改写。阿城小说对于极端年代的革命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但对于释道精神、天人合一等玄妙的古典东方文化则加以肯定，认为它们是民族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立身之本。小说原作中的“字典”意象以及勤奋的学生王福，象征或承载着对于知识道统与文化的执念与信仰。

　　然而在电影当中，革命文化固然被否定，但“文字”、“字典”乃至其身后的文化传统却转换为了消极甚至负面。当老杆儿秉灯夜读字典时，声画分立的巨大嘈杂人声，像吟唱、像念经、像背乘法表、像集体齐诵，间杂着各种气息喟叹，如沉重的历史又像糟乱的现实，令人想起《狂人日记》中那次著名的寓言式阅读。而老杆儿闻声出门，与一头牛四目相对，则包含着某种反文化、反历史的隐喻性。

　　片中王福开始“我手写我口”，却又言道“以后有更大的字典，我还抄”，以至当老杆儿离开时，不得不留下告诫“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在陈凯歌看来，“字典在全片里是文化的象征，它没有救了孩子，反而害了他们”。这种对于知识及其道统的理解，与阿城的原作是截然相反的。王福不再是文化启蒙的觉醒者，知识信仰的追求者，反而是文化传统中惰性的顺民，意识形态成功的被询唤者。

　　作为对照，片中有意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放牛娃，他将牛屎抹到了黑板上，对着畸形的枯木桩撒尿，面对询问诱导，不发一言，最终透过破旧草帽的缝隙，转头凝视以启蒙者自居的老杆儿，消逝于天地之间。他独立于知识道统和文化传统之外，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象征，也是自在自如、原始生命力的希望和象征。这个孩子如同《黄土地》中逆向而行的男孩憨憨一样，都寄托着作者某种浑然而超越的文化理想。影片结尾，那个经历日落晨昏，看似循环往复、亘古不变的文化传统，在“从前有座山”的童谣吟唱中被大火烧毁，而放牛娃或许正是那新生的希望。

　　这种对于文化新生的强烈渴求，具有典型而鲜明的上世纪80年代气息，它们宏大抽象、理念先行、粗疏笼统，却又雄心勃勃、纯粹质朴、真挚虔诚。第五代导演试图用寓言告别乌托邦，却又营造了一个想象的乌托邦，而这一想象在数年后便戛然而止、轰然倒塌，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一次始料未及的逆袭

　　1988年，陈凯歌曾坦言“有两个影子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危害”，“一个是影片《黄土地》，别人现在看我的影片总受《黄土地》的影响，我发誓今后决不会再拍《黄土地》了，不管《黄土地》的价值有多高，有一部就够了”，“另一个是‘商业性’，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样在1988年的戛纳，正在筹备新片《霸王别姬》的徐枫，在看完《孩子王》首映后便坚信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导演人选。数年后及至今日，《霸王别姬》成了陈凯歌真正无法摆脱的影子，而另外那个“商业性”的影子，至今还在纠缠着他。

　　耐人寻味的是，三十二年过去，倘按豆瓣评分，《孩子王》在陈凯歌所有作品中已悄然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早已“封神”的《霸王别姬》，甚至也超过了影史地位更高、更具影响力的《黄土地》。在有的影迷心中，它甚至成了“陈凯歌最好的电影”。对于《无极》之后一直努力自我证明的陈凯歌来说，遥想当年《孩子王》遭遇的种种困境与尴尬，这一反转可谓始料未及，未尝不是一次华丽而无声的逆袭。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经历那场荡气回肠车轮大战的棋王王一生不会想到，有一天人类会被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无情碾压；因捍卫树王而死的肖疙瘩也不会想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会刷满中国的各个乡村。只有当年的落魄知青老杆儿，倘其有幸还健在，在面对今日各级学校教育及个中的王福们时，或许竟能产生某种今夕何夕的似曾相识之感。《孩子王》所反思所追求的，恐怕至今仍有其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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