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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充分考虑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原则，充分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后发赶超的农业国的经济背景，充分考虑到大量的农业人口、典型“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充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奠定的一定的工业基础，遵循了工业化产业演进发展的规律，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构建了符合市场化规律的经济激励机制，适应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协同的发展逻辑。新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工业化的共性规律与中国的个性化国情进行了有效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推进工业化进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角度看，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环境因素——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条件因素——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资金、技术、自然资源等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动力因素——驱动工业化进程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过程因素——与工业化推进过程相作用的各类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过程。对照上述内容，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可以归结出以下宝贵经验。

　　“稳中求进”持续深化工业化进程。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就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不稳定因素而中断，实现工业化才有可能。历史上因危机或战乱而中断工业化进程、从而中断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史已经200多年，但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只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文化大革命”曾使得工业化进程一度受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采用了“渐进式”改革，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实现了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规则正面临挑战，中国也已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需要继续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为持续深化工业化进程创造稳定的环境，确保最终实现工业化。

　　“因地制宜”优化工业化要素配置。新中国工业化的起始条件并不优越，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农业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人均占有资源少，“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但也快速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发挥，工业化初期的限制条件转化为工业化进程的驱动条件。从资金需求看，中国人喜欢储蓄的习惯对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良好的资金支撑，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日益增加，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

　　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有效利用各地的资源条件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先后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各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