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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工业化发展动力。从发动因素划分，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私人发动的工业化、政府发动的工业化、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大体归为私人发动型，德国、日本的工业化大体归为政府与个人共同发动型，苏联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归为政府发动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新中国工业化从单纯政府发动转向政府和私人共同驱动。

　　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市场主体，充分调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些都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多元、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就是尊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有效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住了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并对产业政策的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升了产业效率和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进而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加入WTO，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逐渐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提升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当今世界，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导致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极大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了工业化全面发展的动力，同时顺应了全球化分工合作共赢的趋势，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以协调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即使做到了上述环境因素稳定、条件因素有效利用、创新驱动因素充足等要求，这个过程还会出现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工业化也不能最终实现。这些问题既包括经济增长中产业之间、区域之间、要素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也包括经济增长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协调，动态控制工业化的过程、科学调整工业化战略重心、保证工业化进程的平衡协调推进，是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一条关键经验。例如，在工业化进度方面，中国各个区域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中西梯度发展的格局，为此，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近年来持续推进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协调工业化过程的重大战略。一方面，新型工业化本身就是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力资源协调的可持续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四化同步”又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要求。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成长动力，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发展经济学看，工业化的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从农村向城镇集聚，城镇规模逐步扩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以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并持续改变着城市化的内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效率的提升又会进一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因此，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四化同步”，是新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

　　（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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