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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王金铭的陈列室并不“像”一座真正的博物馆。社区居民范来友直言不讳地说，这更像是一间仓库，李辉也说这些老物件“摆在这里是浪费”。

　　王金铭渴望获得政府的资金和场地支持。事实上他也得到了一些，这间陈列室就是街道提供的。2008年7月22日正式对外开放，王金铭将这一事件命名为“老物件有家了”，时值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这间陈列室也获得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但他还期望更多。在王金铭“最大胆”的想象中，需要至少四个院子承载这些老物件，按时代划分：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至1949年，主要展示晚清与民国生活;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17年;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将老物件分门别类“装回”不同的时代里。他跟前来调研的街区规划团队提出过这个设想，但无下文。

　　在那场老城和中轴线风貌的保护商讨会上，王金铭还是被“刺儿”了两句。会议主持人说，在你面前我们都不是专家，就你是专家了。王金铭笑脸回应：“您骂我，我也爱听，您说我好，我更爱听。”

　　今年6月14日，社区又组织了一次关于老物件陈列室的专家研讨会，请来东城区政协委员和北京某高校的团队，研究陈列室的发展问题。王金铭一面期待能得到指导和支持，但心里也不是很乐观。

　　这种时候他又会拿出老北京人的豁达劲儿来。“能坚守一天是一天，尽微薄之力努力去做。”至于他个人，“有退休金生活，够了。”

　　团队只关注收集 不懂分类和阐释

　　不光是场地，从收藏、整理、展示等各方面来说，老物件陈列室距离博物馆也相差甚远。

　　在首博副馆长黄雪寅看来，这是民间收藏面临的普遍问题。“民间收藏有的做得很不错，但因为条件有限，在整理、阐释方面难以提更高要求。当下最需要做好的是保护藏品。”

　　11年前，陈列室刚开放的时候，王金铭将藏品大致分为“饮食衣用居”五个方面，分门别类，至今都没有更新过。新添的收藏品填满了陈列室的各个角落和缝隙，随后蒙上了灰尘。

　　用李辉的话说，屋子里的宝贝很多，但整个团队只专注收集，不懂分类和阐释，说不出来龙去脉。她说要把“星星点点的好东西捡起来”，然后梳理成系统的知识，非常鲜活地介绍给后人，才能算是让老物件儿的收藏真正起到了作用。

　　但王金铭对自己的文化层次不自信。他高中毕业前夕就去福建当了兵，回来后在出租车公司做了十几年，接着办厂。他的文化知识，是生活经验、长辈传授、查阅资料以及想象力的综合体。“我说的不一定对”常常挂在他嘴边;他还说自己没那么大能力，做到哪儿算哪儿。

　　这些年，王金铭带着老物件走出了陈列室，做了很多场演讲。他带着一批货郎的响器去幼儿园、中小学，剃头匠的唤头、郎中的手铃、卖香油的梆子、卖胭脂水粉的“唤娇娘”……每一个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孩子们觉得好玩。有些响器与叫卖可以交替进行，但有些货郎从不叫卖，只用响器，这就是京城“八不语”：卖掸子、修脚、绱鞋、劁猪、锔碗、行医、剃头和粘扇子八种行当不宜叫卖，代表了旧时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他告诉孩子们，这是老物件中的规矩。

　　对于自己琢磨出的“通俗化”讲解，王金铭并不全然满意。他希望能得到更专业的专家或团队指导，将这些物件梳理成章，弥补知识的缺漏。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万建中认为这是“过谦”。他说其实使用者对物品最熟悉，擅长用民间语言进行贴切、到位的表达，对于生活的阐释，他们最有发言权。

　　“北京历史文化记忆不仅是故宫、天安门，也包括市民日常生活的态度、情趣、价值观。”万建中说，但平民生活史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日常生活的展示近乎空白。如今有更多人投身其中，应该对这些工作给予应有的尊重，提高这些人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甚至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政府应该像对待博物馆一样给予政策支持，也需要社会的呼吁和帮助。”

　　填补了官方对民间生活物品收藏的空白

　　在铃铛胡同里的这块小小天地，王金铭得到了更多安慰。

　　有一次，一对老夫妻一早就等在陈列室门口，王金铭到了以后把他们请进门。一进门，老先生就指着一件件物件开始给王金铭讲开了，兴致勃勃，如数家珍。讲累了，坐下来休息，老太太问：“王师傅，我们能天天来吗？来您这我们每个月能省两千多块钱药钱。”原来老先生得了失忆症，一到这儿来就“活”了，开心得都不用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