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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的生活是走‘三门’——家门、剧团门和剧场门。深入工农兵以后，我被基层民众的艰苦和朴实打动了，演员就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这样演出来的戏，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尚长荣认识到，戏曲工作者要感知和紧贴人民的心，才能创作出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作品。

　　心中“不安分”因子在东海之滨得以“孵化”

　　父亲尚小云过世后第三年，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掀动了西北的戏曲舞台。当时的尚长荣已是享有盛名的花脸大家、当仁不让的“台柱子”，在当地拥有五室一厅的大屋和专车。日子过得红火，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不安分”的念头。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多有苏联文学情结。尚长荣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繁琐的剧团管理工作牵扯了尚长荣大量精力，甚至让他无暇顾及舞台创作。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没有戏演、创作停滞，就是“碌碌无为”。同时，他也在为京剧现状揪着心，电影、电视、话剧，甚至兄弟剧种都在进步，唯独京剧仍然以“固守传统”自居而踟蹰不前。1987年，一年只演了6场戏的尚长荣，终于耐不住耗费艺术生命的“安稳”。他怀揣《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听着贝多芬悲怆的《命运》，登上绿皮火车一路南下，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那时真的是前途未卜，但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想做点事情，要跳出这汪平静的渊水。恍惚间，我甚至在想，这究竟是戏剧融入时代的‘命运抗争’，还是我个人艺术前途的‘命运抗争’？”那一年，尚长荣47岁。

　　尚长荣在上海无亲无友，他却觉得与这座城市缘分深厚。1951年，尚长荣第一次随父亲在上海登台，著名的天蟾舞台座无虚席，喝彩声如同惊雷乍起，把他吓了一跳。直到今天，每每走到福州路，尚长荣仍会感慨万千、驻足良久。1983年，尚长荣带团来上海演出，最爆棚的不是经典剧目《将相和》，而是新编戏《射虎口》。“这座城市最富创新、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吸引着我。”或许是与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不谋而合，尚长荣的“不安分”因子在东海之滨得到了“孵化”。

　　1988年7月，骄阳似火，《曹操与杨修》剧组正式成立。那一年上海真热，排练场在京剧院二楼仓库旁，只有几台小电扇，吹出的是热风；场地上还堆着道具和杂物，跳蚤横行；尚长荣住的宿舍又小又闷，夜里赤着膊也没法睡，只能绕着楼下的停车场一圈圈地遛弯儿。他当时顺口编了一首诗：“热浪袭人，汗流满面。屋似烘箱，心烦意乱。求索艺术，忍苦实干。功成之日，体重减半。”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心很齐，各方面都取得了艺术突破。扮相上，尚长荣仍然用京剧脸谱，只是将炭条眉微调为剑眉，把三角眼改成长目，将唇上的黑痣挪到眉上，这就增添了英武之气。在寻找角色内在支撑点时，尚长荣尝试把曹操作为一个“人”来演，抓住角色“伟大”和“卑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性格塑造和心理推演，其艺术震撼力是巨大的。1988年12月13日，《曹操与杨修》赴天津参加全国新剧目汇演，一炮打响，被评为首届中国京剧节唯一金奖，尚长荣也被评为首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榜首。从此，上海多了一个“新曹操”。

　　1991年，尚长荣举家南迁，落户申城，正式加盟上海京剧院。之后，上海京剧院又陆续推出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尚长荣三部曲”终于完满。他说自己与上海一拍即合，艺术追求“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我需要这样的氛围，需要这样的团队，需要这么好的观众。上海需要我，我更需要上海”。2014年，尚长荣被授予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这是褒奖他以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为新时期以来京剧新剧目创作演出作出的杰出贡献。

　　对艺术常怀敬畏心，京剧要激活传统融入时代

　　“曹操的笑”“魏征的直谏”“于成龙的斗酒”……尚长荣在舞台上留下了许多华彩篇章，令人拍案叫绝。如今，《曹操与杨修》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戏曲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三部曲”也先后获得第一、三、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榜首），几乎囊括了中国戏剧界所有重要奖项。回眸近30年来的创作历程，尚长荣目光炯炯、语气坚定：“艺无坦途，唯有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