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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演村田，对曹可凡来说难的是“喝酒”，因为生活中的曹可凡，几乎很少喝酒，“我只能稍微喝点红的。但我喜欢观察人，特别是馋酒的人。”

　　他记得有次和朋友吃饭，酒桌上有朋友的上级，也有部下，朋友会想各种方法让别人喝酒，“其实他就是馋酒，我一直观察他醉态的样子。其实我在脑袋里储存了很多这种典型的人物，需要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人物提取出来。”

　　这个方法，曹可凡则是“偷学”于侯孝贤。当年，曹可凡去台北采访侯孝贤，“他打了个出租车就过来了，说他平时上班都坐公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公车里，人不是很多，他在公车里可以观察各种各样的人，车里的人，马路上走的人，然后把他们储存到脑子里，创作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曹可凡觉得，到了自己这个年纪，才开始演戏，在技术层面上和专业的年轻人相比都是缺乏的，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表演是个技术活儿，我只能靠人生阅历来弥补，你经历过的人和事都会成为你创作的来源。”

　　两次合作发现陈宝国的秘密

　　《老酒馆》算得上是曹可凡和陈宝国的第二次合作了。在他眼里，陈宝国是个严厉的人。

　　“他对别人、对自己都很严厉。他拍戏时基本不带剧本，我们对完戏后就把剧本丢了。合作上一部戏的时候，他有大概一整页纸的台词，几乎没卡过一次。”

　　此外，陈宝国拍戏时对现场的要求也很严，视野里面不准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有人随意走动。在这个剧组，摄像、灯光，包括群演都不能玩手机，所以这个时候演戏是一个非常投入的状态。

　　曹可凡说，现在有很多演员，尤其是主演，都不会给对手戏演员搭戏。“基本上，拍完自己的部分，就撤了，但宝国老师，即使这个镜头没有给到他，但在拍他的近景或特写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会把你带到戏里，尤其对我这样没有经过表演训练的业余演员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我还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他有本新华词典总是随身带着，搞不清楚就赶紧查。”

　　曹可凡以前不知道，有天，他问陈宝国这本词典是谁给他的，陈宝国说他拍戏一般都会带在身边，只是不拿出来。

　　“很多人见到宝国老师会觉得他有点高冷，其实他内心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早年间，曹可凡作为主持人，第一次采访陈宝国时特紧张。“我是通过滕文骥导演约到他的，因为他不肯接受采访。我就跟滕文骥说‘你别走，万一他半道生气怎么办’。后来陈宝国一直拿这事儿笑我，说‘曹可凡害怕我发脾气，把滕文骥押在那儿了’。现在熟了，发现他人特别好，像一个大家长，大哥哥一样，让人踏实。”

　　人 生 事

　　A 靠迷你版《可凡倾听》

　　——医科生“转型”

　　曹可凡上学的时候就对文艺很感兴趣，“其实我们家族没有任何文艺基因。”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译制片那些高超的配音技巧，让他着迷，甚至一度想要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个时候，还让我妈找朋友到上海译制片厂咨询，看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朋友帮忙找到了配音演员翁振新老师，他对曹可凡的评价是：这孩子声音不错。“但是无论干什么，文化素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后还是先去考了大学。”

　　因为家中世代从医，所以曹可凡选择了医科大学。大学期间，正好赶上上海电视台要创办一档节目《我们大学生》，到各高校里选主持人。“我当时是学生会副主席，分管文艺，电视台的通知发下来，我稀里糊涂也没准备就跑去面试了。”

　　到了，曹可凡才发现，人家都是复旦、华师大、上海交大的，“像我们这种专科学校的学生特少，而且那些文科生都是口若悬河的，特能说，我们就显得有点木讷。也没有什么手艺，就背了一篇文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然后通过了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

　　决赛要求每位选手设计一个七八分钟的节目，“当时央视有档节目叫《观察与思考》。我有个同学就是很典型的被讨论对象，他有很多小发明，还申请了国家专利，但是学习成绩不是太好。针对这样的学生算不算好学生在学校里有过争论，我觉得这个题目拿出来讨论一下，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