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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就是设计了一个《可凡倾听》的雏形版，“我要找一个采访对象，想到了一位教授叫王一飞。他教我们组织胚胎学。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学校副校长了，也不认识我，但他是学校里公认上课最好的老师之一。”

　　曹可凡就这样去敲了校长的门，校长人很好，立刻就答应了。“决赛直播那天的评委会主席是孙道临先生，当天的讨论非常成功，因为我们老师真的很能讲，而且学识渊博，整个节目显得很成熟。我因此拿到了第一名，做上了这档栏目的主持人。”

　　B 大学老师跳槽做主持

　　——同样遭遇“冷板凳”

　　在上海电视台除了主持《我们大学生》，曹可凡还参演录制了一些专题性节目，比如后来的《诗与画》，“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做节目。”曹可凡说自己也算是运气好，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到台里录节目，快到站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回头，那人问：你是曹可凡吗？“对方说自己叫郑大礼，是我们台的导演，也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儿子。他问我会做文艺晚会吗？我以前在学校经常做，就说会。他又问我在台里做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会，我说这不是差不多吗？”

　　那时家里都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天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找曹可凡，说有他电话，他噔噔噔地跑过去一接，正是郑大礼导演，说台里有个晚会，要他马上去一趟。“那台晚会，就是1986年上海电视节会歌的评选晚会，谷建芬老师的《歌声与微笑》，就是在那台晚会上评选出来的。”这事儿之后，曹可凡的主持事业愈发顺利。但此时，他也面临着大学毕业，是否要去医院工作。考虑再三后，他觉得自己无法一边做主持一边当医生，所以选择了考研。

　　“我还是去找了当时帮我做节目的王老师，我说我想考你的研究生。老师说我疯了，因为当时我有一门课都还没有学过。结果，老师给我补了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我就把那本书给磕下来。”

　　研究生毕业后，曹可凡选择了留校，“所以现在上海很多医院的主任、副主任都是我的学生，好多院长、党委书记是我的同学。”

　　1995年，上海电视台有个机会可以给曹可凡转正，“我的医学导师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他说根据他对我的观察，我将来做教授完全没问题，但是要做医学科学家，悬，因为个性太活跃。他觉得一个人选择职业，应该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所以他也赞同我跳槽。”

　　弃医做主持人之后，曹可凡也遭遇过一段“冷板凳”时期。“我一直跟我的同事，我的学生说，你不要小觑那些你不顺利的阶段，往往它可能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就在曹可凡第一个事业低潮期，上海电视台突然分出个新“山头”上海东方电视台，“规模很小、人很少，但是可以做很多节目，让我反而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期。”后来有段时间，曹可凡没什么事情做，有人找他拍戏，他就去了，从此又开辟出来一条演戏的出路。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我这个人模仿能力特别强，别人的声音、方言都学得来。要问我主持和演戏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演戏对我来说吸引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不大懂，我永远对我自己不懂的事有兴趣，我希望把它弄懂。　　——曹可凡（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