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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广播电视面临深化改革任务，探索前行，巩固提高。无线有线合并、县级广电职能转换基本完成。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有广播电台304座、电视台354座、广播电视台1446座，从业人员49.46万人。 从2003年7月开始试点，2005年全面铺开的文化体制改革，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列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适应新要求，广播电视实施了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展集团化改革、推动电台电视台合并和制播分离改革、推动广播电视经营性单位转企改制、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等等，总体上推动了广播电视再发展，但集团化改革遭受严重挫折。到2010年底，在全国需要转企改制的75个电视剧制作机构中，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70个完成转企改制；完成或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的23个省级网络公司按照要求逐步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有9家有线网络公司成功上市。 为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一轮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突破为特征，以广播电视行业由模拟向数字整体转换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为标志，实现了体制机制从局部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改革的转变，推动广播电视在观念、政策、法规、管理、技术等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2000年开始实施“西新工程”，各级政府投入达250多亿元，历时9年，基本解决西藏、新疆等地、省区1亿多人口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2005年中办、国办发文，把“村村通”工程列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工程；2006年启动新一轮“村村通”工程建设；2007年明确“十一五”期间“村村通”工程建设目标和任务；2009年开始以直播卫星应用为重点，加快推进“村村通”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使80%以上的农村人口能够用电视机、收音机直接收看收听到包括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第七套节目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在内的4套以上无线电视节目和4套以上无线广播节目。

这一阶段，广播电视法规建设速度加快。一是推进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立法准备和司法解释。2003年调研起草《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2011年高法发布《关于审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是修订和制定行政法规（即国务院令）。2004年修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2009年国务院令（566号）公布实施《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三是制定一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共制定发布62个部门规章，内容涉及新闻宣传、安全播出、市场准入、节目制作、内容审查、广告管理、公共服务、设备入网、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等。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管理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

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宣传面临重大考验，均交出满意答卷。2003年，堪称“广播电视直播年”。面对伊拉克战争和突如其来的非典，广播电视人沉着应对，以主持人和嘉宾谈话方式，就单一事件开启长周期、高密度、全方位的连续直播，央广推出《海湾零距离》、央视推出《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创造新闻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其间，广播《行风热线》、电视问政节目渐次升温。2008年中央提“按新闻规律办事”，在雨雪冰冻、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发生时中，广播电视记者迎难而上，冲到抗灾报道第一线，讴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顽强意志，也彰显了广播电视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和灾难救援方面的独特价值。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惊艳世界、2010年上海世博会圆满谢幕，广播电视将这些重要事件连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声音和图像传遍全球，极大地改变了世人对中国的印象和中国媒体在世界的形象。

到2012年，全国共有各类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79座，有线电视用户2.14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43亿户。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5%和98.2%，从业人员超过70万人。 带着这份厚重的成绩单，中国广播电视走进新时代。

3.融合发展阶段

在新旧世纪之交，互联网开始显现媒体功能。各地广电媒体抓住时机，相继开办网站网台，尝试向网络延伸。之后又借助微博、微信等探索开展台网互动。面对新兴媒体日益崛起带来的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重大任务。2014年8月中央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融合发展重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