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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心理机制与沉默的螺旋机制类似，人们为了避免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陷入孤立之中，而压制自己的真实情感，保持沉默。二者都是个人力量与集体势力的较量与妥协，不同的是，沉默的螺旋机制是在认知与表达层面上，自省式的内在文化机制则在认知表达层次的基础上又具有行为层面的约束力。我们所讲的知耻是指人要自尊自重，分辨善恶荣辱，有羞耻羞恶之心。人应当有知耻心，这是因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而且“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朱熹语），即人有了知耻心就会严于律己，不文过饰非而能有错必改。知耻心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和重要方面。[8]霸座行为明显有悖于中华传统道德所讲求恭谦礼让的价值追求。再者，当其言行举止与之不符时，涉事主体并未内省自查更谈不上丝毫的羞愧，这无疑有害于公共秩序。就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积极面来看，正是道德伦理的约束力使那些偏离社会公共伦理轨道的“劣势”行为，在公共舆论的传播过程中被无限放大，逐渐被那些来自公众认可的、符合群体利益的“优势”行为的舆论压力所挤压，迫使少数“异端”行径回归到正常的秩序轨道，最终达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平稳有序的正常状态。

（二）个体后台行为的前台化呈现

戈夫曼把传播表演看作是传播者对自我形象的控制过程，他将人的社会行为拿舞台表演作类比，将表演区域分为前台与后台两部分，前台是表演者按照特定方式进行传播表演的一定区域，是事先为观众设定好了的特定情境的一部分舞台，同时也是故意让观众看到传播者发出信息的舞台部分，是向观众开放的信息区域。在互动中，我们都希望在前台表演中，传播者发出信息来源的外表和举止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即外表信息要与举止信息相一致才能让观众相信传播者的表演是真实可信的。如果外表与举止不一致，就会让人轻易地识破其表演行为，一般是传播者表演时的角色与实际身份不相符，就会遭到受传者的不满。在人际传播中，我们都希望表演者的外表、举止和舞台设置三者一致，这是最为完美的传播和理想化的戏剧实现。[9]

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对事发当时的场景做一下理解：孙某所处的特定的时空所定位列车车厢为表演区域的前台，即立即表演的场合，它是一种“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区域”，在这一区域中人们按照乘客的角色要求来控制自己的举止表现。表演区的后台则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它是传播者能够得以休息、放松和补偿在前台紧张的区域，这一区域是隐藏在前台之后的，演员的言行举止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很明显，孙某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如瘫坐在座位上、拒绝回到其位置上、言辞傲慢等，是不宜也不应当作为前台性质的表演呈现给观众的。因此，公众看到孙某的行径是后台行为前台化的典型表现，他作为一个传者，其表演角色与其实际言行产生了巨大偏差甚至是反差，遭到周围人乃至全社会的一致性舆论批判是必然的。在这样一个大型的表演舞台——公共场合之中，每个人都按照相对应的舞台场景扮演好人物角色，这个表演舞台才是有序的，整个社会才是和谐稳定的。

将该理论应用到霸座系列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表演舞台前台中的其他在场演员，我们暂且聚焦在拍摄事发现场视频的旁观者，当他观察到孙某有些荒唐滑稽的表演时，同是作为一个演员的他在舞台规则上并没有相关职责和义务。但他面对这一突破道德底线的闹剧，选择了将在场事件放到更大的一个虚拟表演场景——网络空间中去，于是在车厢里的整个舞台场景就变成了网络空间里的表演区，在这里，孙某固然是主角，乘务员及在场者也成为这个场景的表演者。当这样一个原本发生在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被二次前台化之后，变得众人皆知，舞台观众由原来的一车厢人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到整个互联网的网民。也许是孙某出于恶作剧式地强占座位，也许是为了制造网络噱头达到成为网红的目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其缺乏道德责任意识的言行无疑是对公共道德伦理底线的触碰，对于凝聚公众的道德秩序意识反倒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三）多元媒体的道德秩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