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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具有比照观察意义的是，当今中国新闻界表彰记者、编辑的最高奖项“长江韬奋奖”，用以命名的两位杰出先驱，与方大曾都是亦师亦友关系。而且，1936年范长江第一次留意到小方，就是因为发表于天津《益世报》上的长篇通讯《张垣至大同》[3]。方大曾后来得以成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也正缘于范长江的赏识和推荐。至于邹韬奋，他当年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报》，在1936年的六七月间邀请方大曾任特约记者，负责写旅行通讯，这才有了署名小方或方大曾的《从大同到绥远》、《日军秋操之后》、《绥远的鸦片问题》、《张垣一瞥》等多篇图文并茂的新闻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只是对方大曾新闻摄影成就的赞誉，而无法统括小方新闻成就的全部。套用现在的话语，小方可谓我国最早且杰出的“融媒体记者”。没有新闻的“工匠”精神，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即便如此，方大曾最终能够重回社会大众视野并引发“方大曾现象”，冯雪松居功至伟。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只有两年左右，年仅25岁就神秘失踪，生平资料极为有限且零散的人物而言，整整20年的追寻，无疑是一次人生考验。那些纪录片和系列专著，用雪松自己的话说，“眼前的一字一句，是用脚步行走出来的，是用日月编织出来的，是用悲喜浇灌出来的”。放弃、离开、逃走，“我曾经被它们揉碎、漠视、嘲笑，也曾惶恐、无助、惧怕”，但他最终坚持下来[4]。可以说，和小方一样，在冯雪松身上，也同样体现着新闻职业领域里的“工匠”精神。正是这前后两代新闻工作者的“匠心”相连和传递，小方的形象才得以穿透历史的尘埃而熠熠生辉。

二、方大曾是民族精神与进步思想的践行者

为着从事的新闻报道工作，方大曾无惧艰难险阻，常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他的“拼命三郎”作风，为当时新闻圈内所共知。范长江曾记述这样一件往事：1937年初，天寒地冻的季节，方大曾仅带着一名陪护士兵和简单行装，从绥远（民国时期省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省会呼和浩特）的集宁出发，单人独骑翻越阴山（大青山），前往人迹罕至的绥北采访报道[5]。小方出发前夜，范长江在《沉寂了的绥边》一文中这样记述：“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次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的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而从小方这次旅行中所写《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报道，我们可以得知更多“危险和艰难”的细节，包括陪同小方的士兵几次荫生退却的念头，以及看到人烟“得救了”的欣喜。

类似“常人不敢为”的迎难而上，对于小方却似乎理所当然，在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乃至人生之中，何止一次两次。在这些壮举的背后，通过他的摄影和文字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驱动他无畏前行的，除了执着追求的新闻职业理想，更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我们首先能够感受到的，便是他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小方年少就喜爱摄影，十几岁时，用家里给的7块大洋买了台相机，从此这便成为他观察记录社会风貌的工具，和藏否时事的武器。在他的镜头下，看不到当时颇为风靡的美人照和风花雪夜，也很少为家人和亲友拍照，17岁时（1929年9月），他参展北平第一次公开摄影展览会的作品，就受到广泛的好评。摄影家荫铁阁撰文评价说：“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风，所取色调，尤能增其冷静。”[6]在他的照片里，有樵夫、农夫、船夫，井底的矿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黄河纤夫，示威的人群，战争中的走私，王爷儿子的婚礼，成片种植的鸦片，一个母亲和她没有穿裤子的女儿……当然，还有更多有关绥远、北平等地抗战的题材。他的文字通讯也是如此，除了事关国家命运的抗战主题，便是对当时人的生存状态的展现，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观察与剖析。对于自己“小方”的笔名，他有这样的解释：“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7]